明朝中葉以來，從皇室到官紳地主兼并土地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政治權勢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
宗室諸王、勛戚、太監通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這其中河南一帶因為藩王數量極多，占有土地最為廣闊，即便如開封的周王，號稱為“賢王”，但他兼并土地的結果，還是造成了“田產子女盡入公室，民怨已極”的惡劣結果。
所以河南時人所言：“中州地半入藩府”，“惟余芳草王孫路，不入朱門帝子家。”
這之中，并沒有夸張的成分。
萬歷皇帝的弟弟朱翊镠分封衛輝，占田四萬頃；神宗諸子也群起效尤。福王不消說，最為知名，福王府雖然早在崇禎十四年就被闖軍抄沒，但福王所占據的田產，直到大順軍完全控制河南以后，才逐步清算干凈。
除此以外，一般所謂搢紳之家，也利用他們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巧取豪奪，兼并大片土地。就每一戶來說，他們固然比不上宗室諸王、勛戚、太監的占田數。然而，他們人多勢眾，在各地是地主階級中最有權勢者。
崇禎初年的河南巡按毛九華就曾經上言過，“勢豪之家，仆隸多至數百，奸民乘勢投獻，百姓受其魚肉。”
河南土地的兼并情況因此極為嚴重，再加上無窮無盡的橫征暴斂，大多數都被層層轉移附加在了底層民眾身上，迫使農民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吏為了足額，采取一戶逃責令九戶分賠，九戶逃則勒逼一戶獨承的政策，這樣就更加加劇了流民的逃亡潮。
因此河南過去數年間的大饑荒，的確是受到了天災如大旱和蝗災的影響，可是人禍在其中起到的惡劣作用，絲毫不下于天災，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早在李自成于開封建政之時，大順軍就已經在牛金星的著手下，對于河南的土地、農田、生產狀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理。
但是由于時間比較短暫，牛金星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將河南各家藩王占據的田產抄沒為大順軍的軍屯田，同時推行借給一般流民耕牛、種子的辦法，引導流民開墾荒田、恢復拋田。
而李來亨獨掌大順政權以后，首要的任務就是完成牛金星未盡的土地改革大業。
他早早就借著大婚名義，將富有土地改革工作經驗的白旺從德安調來開封，不久又讓白旺兼任戶部尚書和營田院總裁兩個非常重要的職務。
跟隨白旺來到河南的，還有一大批在湖廣營田改革中獲取了豐富工作經驗的基層官員。過去他們在湖廣推行營莊制改革時，往往因為大順軍的軍力尚不強大、搢紳之家反對激烈、基層官員人力有限等種種因素，不能將營田新法徹底推進下去。
可是如今在河南，大順軍的軍力相較于官紳武裝、地方土寇武裝，已經占據了空前巨大的絕對優勢；一般士紳即便反對大順改革，也因為清廷在北方推行剃發令的緣故，無法引東虜為外援；李來亨從湖廣調來大批富有工作經驗的基層官員，也使得河南的營莊制改革，在一開始便擁有了較為充沛的人力。
如此種種優勢條件，自然就令李來亨在河南復制“湖廣模式”的努力，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重大進展。
當然這也同白旺的努力分不開關系，自從九月白旺到達開封以來，這段時間他就帶著營田院的官員到處下鄉踏勘荒田，一如他過去在湖廣進行土地改革工作時的作風。
在明代，衛所屯田和世襲職田都是禁止流通的國有土地。但因為但因為屯軍逃徙隱占失額多，衛所世官卻基本固定，所以衛所屯田往往被世襲軍官侵占，作為軍官俸田的職田也高度集中于少數位高權重者手中。
所以名義上作為國有土地的屯田、職田卻成為了最糟糕的一種土地所有制。世襲軍官們還給這些土地上的農民加編了衛所軍舍丁差，這樣，就不僅加重了對他們的剝削，還使他們的身份由相對自由的佃農重新變成了衛所軍事農奴，使他們遭到了額外的超經濟剝削，在沉重的地租外，又需要負擔其極重的徭役等等勞動負擔。
此時的河南，衛所屯田和職田的逃亡、拋荒情況，比起一般性質的土地更為嚴重。根據營田院的統計，河南全省范圍內約十分之九的屯田、職田都被拋荒，“軍丁逃散＂、屯田荒蕪、屯租拖欠的情況極其嚴重。
因此李來亨決心參考湖廣模式，以及羅汝才在關中曾經采取過的辦法，徹底廢除衛所屯田和職田，將各衛所完全歸并于州縣，并廢除屯田科則，即便是由大順軍士兵耕種的軍屯田，也按照民田賦額征收。
此外，隨著營田制改革的推行，就像過去在湖廣的情況一樣，因為佃農從大土地所有者私人支配的農民，轉變成了受到國家直接管理的農民，他們得以避免了士紳地主的超經濟剝削，不需要在擔負佃農地租的同時，承擔種種為士紳地主做長工的額外剝削。
如此，一般佃農就有了更多的空閑時間，他們就得以有更多精力專注于精耕細作，改良自己進行農業生產的工具和方式。
不過對李來亨政權而言，使底層農民擁有更多農閑時間，最大的優勢當然在于營田院和工部可以更方便地征發農民修繕水利……
也就是說，李來亨的目的，實際上是將士紳地主個人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轉化為國家對農民的超經濟剝削。
佃農們從此不再需要跑到士紳家中，幫大地主們修房子、做家仆、當長工了，而是轉而為大順政權修繕水利設施、進行民兵的相關軍事訓練、甚至是在必要的時候直接作為民兵參加戰爭。
夫國之大事在于農，中國農業的一大特點就在于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極度以來中央政權的妥善治理，如果政權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
河南連續的大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明廷無力修繕水利設備造成的。
以黃河來說，明代原來定有“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的疏濬制度。萬歷以后，“凡大挑、小挑之費，俱入上下私橐”，致使河床淤積的泥沙越來越厚，河堤“連年沖決”。
水利失修嚴重地削弱了農民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所以崇禎年間一有氣候變化的情況出現，馬上就會立即產生了可怕的流民潮。
河南之大饑，不僅于天災，更在于人禍。
水利設備的荒廢，便是其中極重要的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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