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價格革命的影響下，江南、湖廣、河南一帶的城市商品經濟得到高度發展，城市繁榮，市民人口也不斷增加，相對應的糧食產量則持續下跌。
由于水稻、小麥的谷物生產利潤不大，湖廣和江南地區的許多農田，都出現了改稻為棉、改稻為桑的情況。
如此變化之下，便需要大量從外省進口糧食，這便為東北、河套、華北、四川的糧食和豬肉提供了廣闊的市場。
于是在邊疆屯墾地區，本來是為了解決駐軍糧餉需要而設立的屯墾營莊，反而出現了將糧食反向銷售到內地經濟發達地區的情況。
伴隨著世祖朝對外戰爭和海外屬地的擴大，江南地區的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本地農業不斷受到沖擊，農民生產成本增加，而收入減少，大部分人無力改善農業技術，而城市人口的進一步增加，又使得歷來被稱為魚米之鄉的江南、湖廣地區經常面臨糧食短缺問題，甚至是饑荒的威脅，引發社會動蕩，所以更需要從邊疆地區進口糧食。
隨著對鄭森海盜海商集團的招安，順朝的對外貿易數額大量增加，白銀不斷流入中國市場，貨幣經濟發展，又便利了商業貿易。
這一時期在東北、河套、湖南、河北、陜西、甘肅、青海、淮海等省，都出現了營莊制被重新加強的情況。
各地的官府和營田司衙門，陸續發布了不少法令，限制營莊農民的遷徙自由，增加他們的超經濟剝削，讓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加強人身依附關系，目的就是增加糧食產量，好解決江南和湖北地區的口糧缺口。
這在客觀上來看，對華北、東北、西北地區長期的經濟發展是不友好的，但在當時來說，由于不少地區經過明末以來的多年戰爭，已經是地廣人稀的狀況。
又因為移民實邊的需要，當時對順朝新擴領地的移民來源，大多都是來自于河南、山西、山東這幾個北方省份，這又進一步造成了華北土地上的人力稀缺狀況。
鄂寧地區的糧食缺口，為一度地廣人稀的華北地區灌注了新的經濟活力，在糧食貿易的推動下，華北經濟也開始了明末以來的復興。
這之中尤其以陜西地區特別突出。
自從唐代關中地區衰落以來，至順朝初年為止，陜西經濟的持續性衰敗已有了七八百年的歷史。
水土流亡、水源干涸、樹木減少、土質變化和人口超過土地的承載力等等問題，都讓陜西的經濟面臨無可發展的問題。
可是陜西系大順的龍起之地，又是順朝皇室祖宗陵寢所在之地，自世祖以后，每逢大的紀念性節日，朝廷都要在天保府等地組織大規模的祭祀活動。
如此硬性要求之下，對于陜西一省的經濟復興，也不得不重新提上日程。
明末以來，陜西的天災人禍和兵亂持續時間最久，而且吉楊之亂，還對本來較為安定的渭南地區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
擊楊之亂以后，李來亨親自組織的百萬難民大遷徙，又釜底抽薪，使得陜西原有的自然經濟體系受到了徹徹底底的破壞。
但這也就在順初，為朝廷留下了一個百廢俱興，堪稱為一片白紙的關中大地。
為了復興陜西的經濟，重建行省建制，除了陸續從湖北和四川兩省進行移民以外，更重要的朝廷得以自上而下，對陜西農業進行了全盤性質的重新規劃。
因為長期戰亂的緣故，明末饑荒和民亂、楊承祖的一把大火、多爾袞的剃發令、吳三桂的大屠殺……陜西本地的搢紳階層，幾乎受到了毀滅性打擊，地方豪強力量也被摧殘的一干二凈，所以在陜西實行全盤性經濟規劃，朝廷是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阻力的影響。
主持陜西省重建工作的節度使是福建人周祚鼎，他是明朝降官，崇禎十四年時任富陽知縣，后降大順，在山東新泰擔任縣令。
當時周祚鼎趕赴新泰，兵不血刃，進入縣城。其撫綏有方，受到了民眾擁護。后來由于獲鹿之戰的緣故，在泰安州和所屬萊蕪縣相繼發生了官紳地主的武裝叛亂，只有新泰政局基本穩定。
在另一個位面的歷史上，由于清兵入關，李自成倉皇撤出北京，山東局勢一片混亂。六月，清廷任命方大猷為山東巡撫，進兵山東，大順泰安州牧史可保聞訊棄城西走，至肥城被土兵所殺。泰安、萊蕪、東平等州縣相繼為清軍所據。一月之間，山東郡縣幾乎全部淪陷敵手。
當大順山東政權紛紛敗亡之時，周祚鼎仍率領一支孤軍，堅守新泰。史載：“甲申國朝已定鼎燕京，‘李賊’所置‘偽’新泰令猶為‘賊’守城甚力”。面對清軍和響應的民團，周縣令毫不畏懼，一面率軍抗擊民團的反撲，并毅然拒絕清將的招降，新泰城成為大順朝在山東的最后堡壘。
清順治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將方大猷將大順軍堅守新泰事向清廷作了奏報，其在題本中哀嘆：“新泰城小而固，去省城僅三百余里，……招撫再三，到底不服。臣思此局有何了時。”對此清廷批示：“偽官敢于抗拒，該撫自當擒拿正法！”
為了撲滅新泰大順軍，方大猷密調臨鎮署總兵王國棟、署監軍道事張安豫分統馬步兵、回營兵及撫道官兵數千名，“借祭旗下操為名”，兵分兩路，“星夜前往新泰為攻剿之計”。并大張榜文，聲稱：“只要擒拿周祚鼎、馮可興、趙蘭等數人，城中盡是好百姓，一個不殺。”時原任明按院吏目新泰人牛文，聞知清軍欲攻新泰的消息后，即“自歷城日夜馳三百余里”，潛回新泰，“射書城中”，勾結城內士紳，組織叛亂，“以城降”于清。據順治元年九月王國棟揭帖，有“抵新泰，擒偽復城”之語，知周祚鼎最后為清軍所俘殺。
新泰大順軍雖被清軍鎮壓，但他們堅守縣城，長達四月之久，是李自成山東政權中為時最長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