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國在遠東方面的事務漸漸進入收入階段，
七月底，南洋軍團先是將占領的下龍灣港口區交還給法國駐安南殖民軍，稍后，兩方按照議和協議，進行俘虜與物資交換。
漢法安南戰爭以一種妥協的方式結束，法國駐安南殖民軍以數千士兵傷亡和讓渡法屬波利尼西亞主權等代價，獲取了在安南和交趾支那地區的主動權。
經過安南戰爭的教訓，法國政府認識到，法國殖民軍在交趾支那地區的力量，還不足以應對吞并安南、柬埔寨、老撾三國帶來聯動后果。
南洋軍團是阻礙法國建立東方殖民帝國的第一個威脅，而隨著南洋軍團逐步撤離安南北部，身為安南王國宗主國的滿清朝廷，則變為法國駐安南殖民軍的主要敵人。
失去緬甸和大西北邊陲的若干藩屬國之后，安南王國和朝鮮王國這兩個接受中華文化影響最深厚的國家，已經成為滿清朝廷不可輕言放棄的底線。
朝鮮王國位于東北地區側翼，關乎著東北地區和紫禁城的安全問題，除非滿清政府與敵國戰爭失利，否則不可能任由俄國、日本占領朝鮮。
安南王國與云貴、八桂地區接壤，通過安南近海和紅河航線，能夠將整個大西南地區納入威脅范圍內，因此，為了保持東南財賦重地以及西南腹地的穩定，安南北部地區是萬萬不能由敵國占領的。
法國政府侵吞安南，除了有搜刮交趾支那地區資源和布局全球殖民戰略的需求外，以安南王國為立足點，將云貴、兩廣納入其直接殖民統治或者間接的經濟殖民統治，也是主要目的之一。
為了達成這一目的，法國政府通過北京、巴黎、柏林、東京等多種外交渠道與日本接近，企圖與日本締結針對滿清政府的政府的軍事同盟，以期法國政府對安南北部采取吞并行動的時候，日本能夠從另一個方向發動軍事進攻，分擔交趾支那駐軍的軍事壓力。
1881年7月18日，法國外長在巴黎會見日本新任駐法公使蜂須賀茂戴時表示:“對付清國，我們法日兩國有著共同利益“。
希望早日與日方結結同盟，在必要時候，對中國采取共同軍事行動。為此，法國外長還把這個問題同東瀛政府的修改條約問題聯系起來，表示愿意為東瀛政府的修改條的問題提供幫助，
7月20日，蜂須賀茂戴在致東瀛外務卿井上馨的秘密報告中對此做了詳細匯報。無獨有倒，1881年7月23日，法國駐日代理公使卡斯特爾(VialCantel)在東京拜會東瀛外務卿井上馨時，再次就“日法同盟“問題與東瀛政府的修約問題相聯系，試探東瀛政府的意向，
并且表示:“鄰邦清國實屬頑固不化之國，不足與謀，唯獨貴國熟悉我國國情，堪與共事，考慮到貴國將來的對華政略，敞人認為若能與我國相互聯合，共同協商，則有益無害。正所謂法日兩國利害一致，緩急相當，這必將有助于東洋之開化。”
7月份以來，法國政府多次與東瀛接近，急于同東瀛締結軍事盟約，為了打動東瀛政府，
法國政府搬出東瀛明治初年以來的最大宿愿——修改不平等條的問題，以似乎可以允諾東瀛政府所特別希望的“要點“這樣的態度，引誘東瀛與其締結同盟，共同在遠東方向對付滿清政府。
毫無疑問，這是法國政府的外交策略。但是，法國政府這一精心策劃的外交策略卻迅速被東瀛政府識破。
1881年7月28日，東瀛政府曾專門舉行內閣會議，討論中法兩國圍繞越南問題的糾紛與日本的外交政策問題。
雖然日本政府內部確實有人主張換受法國政府關于締結“日法同盟“問題的建議，盡快與法國締結同盟，對中國采取共同軍事行動，但是這一主張卻遭到多數與會者的反對。
會議結束后，日本外務卿井上馨在給駐法公使蜂須賀茂戴的調令中指出:“法國政府為，在清國政府主張的所謂屬邦主義問題上，日法兩國有著共同利益。
法國政府既想了解我國政府對東京(北坼)事件的意向，又想了解我國政府在修改條的問題上所特別希望的要點，法國政府一方面要幫助我國實現我國的宿愿，另一方面卻又希望我國以東京事件為契機，與法國締結同盟，借以否認清國的屬邦說。據此推測，這只不過是法國的策略而已。“
因此，并上馨進一步指出.“日清兩國近年來繼琉球事件之后，又在朝鮮問題上發生爭執，清國政府對我國的怨恨日益加深。
我國政府本應努力保全東洋之和平，然而，目前事件與我國毫無關系。比如因為遙遠的“東京事件，公然與一個西方國家結盟，那么必將使清國怒焰更盛。左思右想，當前不能輕易同意法國的建議，也不能就“東京事件'公開暴露與清國對抗的意圖。
關于日法兩國共同行動之事，請注意我國政府雖然不能公開表示贊同，但是私下可以支持法國的主張，抨擊清國的藩屬國主義，直到清國愿意放棄為止，請將此意委婉的轉告法國政府。”
東瀛政府當然不是因為擔憂破壞東亞和平的大好局面，從而拒絕法國人的同盟要求，井上馨等東瀛要員們之所以很快在安南問題上達成一致，是因為中、日兩方海軍勢力的對比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1874年臺灣事件結束后，東瀛政府在第二年5月在英國訂購了三艘新式戰艦:扶桑.金剛、比睿。其中扶桑是排水量3777噸的中央炮廓鐵甲艦，航速13節，裝備4門240毫米火炮，2門150毫米火炮、4門120毫米火炮，1878年，這三艘戰艦相繼服役，使東瀛海軍一夜之間崛起于遠東，形成了對清廷海軍的絕對優勢。
而就在日本訂購前述三艦的同一年，李鴻章也向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公司訂購了4艘軍艦，這就是后來被命名為龍驤、虎威、飛霆、策電的4艘蚊炮船(又稱倫道爾式炮艇)。
在扶桑等三艦列裝的1878年，李鴻章又向英國訂購了四艘蚊炮船.此即鎮北、鎮南、鎮西鎮東。再加上山東省購買的鎮邊、鎮中，福建購買的福勝、建勝，江南制造總局自造的金甌，兩廣仿造的海東雄、購買的海鏡清，清廷總計擁有了15艘蟻炮船。
所謂蚊炮船，屬于19世紀的新概念軍艦.其基本特色為小船裝大炮。任務是作為可移動的水上炮臺防御港口，所以噸位小、航速慢，只適合在近海淺水區活動。
以前述15艘蚊炮船而論，以噸位論，最小者如金甌只有195噸，最大者如鎮中、鎮邊、和海東清也不過440噸;以航速論，最慢者如海東清只有7.5節，最快者如六鎮、金甌也不過10節。
但卻都裝備了強大的主炮，龍驤、虎威的11英寸主炮在試射時取得了274米距離上擊穿326毫米鐵甲的成績，飛霆，策電的12.5英寸火炮試射時則取得了274米距離上擊穿414毫米鐵甲的成績。
其設計目的即在于，以此火炮克制敵軍之鐵甲巨艦。這種設計思路和日后的撞擊巡洋艦.魚雷艇、導彈快艇如出一轍，都是希望能夠發揮近海防御優勢，以小船破大艦。
而購買者的心態則往往是追求速效.希望能花小錢、辦大事，找條終南捷徑。本質上體現的正是殺手锏思維。
但殘酷的事實證明。近代海軍是個系統工程，一有全有，不進則退。如果只是近海防御。在陸權復興的時代，倒不如建陸基炮臺、建鐵路，增強陸軍機動性。
而一旦發展海軍，就斷不存在只能在口內作戰的海軍。更何況蚊炮船火力雖強，但速度慢.防護性差、火炮精度差.射速慢.有效射程短、實戰效能極低。
尤其隨著機關炮和小口徑速射炮的發展，蚊炮船此類武器在大型軍艦面前只能發起成功率板低的自殺性進攻。
如果敵軍在遠離港口的海岸線上發起登陸，對軍港進行陸上的遠距離迂回攻擊，則蚊飽船更只能望洋興嘆。
由于戰略、作戰、戰術意識的全面既乏，關于蚊炮船的此種致命缺陷，李鴻章等人始終沒有認識清楚。之所以他在1878年后不再購買新的蚊炮船，絕不是他已經意識到這種武器的缺陷，而是自從東瀛購進扶桑號的那一刻起，滿清朝廷便形成了一種“居然東瀛也有了鐵甲艦“的輿情。
鐵甲艦一如21世紀的航空母艦，是當時舉世公認的最強軍艦，是大國地位的象征。
在這種情況下，清廷內部迅速形成了一種購買強大鐵甲艦，重新樹立東亞海軍霸主的共識。
在地區間預算竟爭極其激烈的情況下，無論李鴻章本人如何看待鐵甲艦，他都絕不希望這一大筆款項落在其他總督手中。于是，一旦他發現中央政府愿意為購買鐵甲艦出款，便立即搶先行動。
月，李鴻章訂購了兩艘新型撞擊巡洋艦，命名為超勇、揚威。
月、1881年5月，李鴻章向德國伏爾鏗船廠相繼訂購了兩艘大型鐵甲艦，這就是著名的定遠和鎮遠。這兩艘排水量超過七千噸的鐵甲艦擁有超強的防御力，各裝備四門克虜伯305毫米主炮，是當時遠東的頭號巨艦。
隨著超勇、揚威納入清軍水師服役以及定遠、鎮遠兩艦建造合同的簽訂，東瀛舉全國之力發展海軍，并且由此獲得的短暫海軍優勢迅速消失，在清軍海上力量威脅下，東瀛政府息了與法國結盟的心思，重又投入到全國上下捐款購買軍艦的浪潮中。
鐵甲巨艦時代的到來，使得世界各國不得不重視海軍的作用，歐洲列強國家的海軍軍備競賽初露端倪，遠東地區，清廷、東瀛兩國為爭端東亞地區主導權暗中較勁，而在南美大陸，隨著本土、海軍局勢的穩定，以及早期俘獲的三艘巴西鐵甲艦即將全部退出現役，針對海軍發展，漢國君臣們也發起了一場大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