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反動的統治者？我們明明是最開明的統治者。”呂西安道。
“那我們就要更善于使用這兩個工具。”約瑟夫回答道。
“約瑟夫，不要理會這種笨蛋，我們繼續剛才的話題。”拿破侖道。
“在這兩個手段中，武力鎮壓要謹慎使用，如果要用，就一定要迅猛，一下子就變亂掐死在萌芽狀態。我們最需要注意的變亂的萌芽是什么呢？我的兄弟們，最危險的萌芽，就是底層開始出現了組織。如果有人試圖將底層的人，將那些無套褲漢組織起來。我們就需要立刻采取措施，破壞他們的組織。我們可以容忍無組織的暴亂，但決不能容忍有組織的哪怕是和平示威。因為組織本身就意味著真正的力量。”說到這里，約瑟夫就想起了后世的某燈塔國的成功經驗。
在某一段時間里，燈塔國其實還只是“自由的燈塔”，而非“民主”的燈塔。那時候民主的大旗還在她最危險的敵人，北極熊的手中迎風招展。而那個時候，最喜歡滿世界推進民主的，也不是燈塔國，而是誠實可靠的毛毛熊。
那時候燈塔國的一幫子黑人，在一個黑人牧師的帶領下，開始向燈塔國的體制發起了沖擊，鬧著問燈塔國要民主。還帶著幾十萬黑人和底層白人跑到林肯紀念堂搞和平示威。
說是和平示威，的確也是和平示威。幾十萬人的示威游行，連一片碎紙屑都沒有亂扔的——這是多么危險的組織力？比那些打砸搶的不知道危險到哪里去了。而且那個黑人牧師，還在集會的現場發表了一邊演講，這演講中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的那套東西雖然比起“武裝奪取政權”之類的東西和善多了，但是那也是造反的指導理論呀。有理論，有組織，再發展下去，那還得了？所以，燈塔國果斷地采取了斬首措施，一槍就干掉了那個黑人牧師。
黑人牧師之后，還有什么“黑豹黨”——不是那個讓老百姓過著原始生活，自己在那里裝超級英雄的黑豹——他們認為改變世界必須透過對民眾的長期組織和動員，他們試著從大眾組織和社區節目規劃來造就革命性的社會主義，在黑人社區提供窮人小孩免費早餐、給予社區民眾政治教育，希望一點一滴地改變人民想法，并賦予他們力量——看到了嗎？他們居然想要組織起來！
怎么對付他們呢？當然還是老招數，直接斬首了。很快，黑豹黨的領袖們不是被亂槍打死，就是被投入監獄。然后，然后抗議呀，騷亂呀自然還是有的，但是無組織無紀律的騷亂，又能有多大威脅？
“一旦發現他們有組織起來的意思，就像英國的那個紡織工人聯合會，尤其是那種又有組織，又有思想的，我們就要立刻采取手段瓦解他們。包括直接肉體解決。當然，這樣做有時候附帶成本比較高，所以，能用欺騙的手段，最好還是用欺騙的手段。嗯，拿破侖，一塊地里怎么樣才能不管你怎么播種都一點莊稼都不長？”約瑟夫突然又問到。
“啊，這很簡單。”拿破侖將身子靠在軟軟的座椅靠背里說，“只要讓地里長滿了雜草就行了。”
“很對。”約瑟夫道，同時瞟了一眼呂西安。
“我……這個問題，多給我一點時間，說不定我也能答出來。”呂西安頗有點心虛地想道。
“那么什么是雜草呢？當然就是看起來像是工人們的組織，但實際上是我們的組織的組織了。”約瑟夫道，“我們的工廠中的工人有什么特點？我們的工廠中的工人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流動性非常大的普通工人，還有一類是相對穩定的技術工人。這兩類工人的情況也很大的差別。
首先，普通工人的工資是相當的低的，遠遠比不上技術工人，甚至也比不上農民。我們的技術工人，哪怕是最底層的技術工人，他們的工資也是普通工人的五倍以上。至于最高端的技術工人，他們的收入已經是普通工人的十多倍甚至是數十倍了。
這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雖然都叫做工人，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已經完全不同了。對于技術工人來說，他們的生活已經算是過得去了。而普通工人，只能說生活在溫飽線上而已。但是我們給他們準備了一個減壓閥，那就是北美。他們的人生目標之一就是賺到足夠買一張船票的錢，然后去北美。
而且在民族構成上，他們也和技術工人有著明顯的差別。我們的工廠中的普通工人有一半以上都是拿著綠卡片的外國人。或者說，是‘預備法國人’。”
說到“預備法國人”的時候，約瑟夫忍不住流露出得意的笑容。
所謂的“預備法國人”只有到了路易斯安納，才能成為法國公民。他們手中的那張綠色的卡片則是他們通過了“基礎法語測試”以及“效忠法蘭西宣誓”的證明文件。只有拿著這樣的文件，到了路易斯安納才能用低價格買到土地，并得到低利率的貸款支持。但是如果他們在法國本土的時候，卷入了犯罪事件什么的，就會被取消資格并驅逐出境。所以這些拿著綠卡片的“預備法國人”總的來說，都非常的老實，不太敢惹是生非。反正他們不會在法國待太久。
“這些‘預備法國人’流動性非常大，他們反正在這邊呆不長，本來就很難建立起組織。加上語言方面的問題，法律方面的問題，以及還有他們老家的那些家伙們的壓榨的問題——有他們做襯托，我們對他們的壓榨，其實也不算特別不能忍耐。
至于技術工人，他們的情況卻不一樣。他們相對穩定，甚至可以說，只要我們的工廠沒什么問題，他們可能能夠在工廠干一輩子。加上收入不錯，生活方式也和普通工人不一樣。他們的生活方式，使得他們在情感上更接近上層而不是底層。他們的生活還不錯，即使他們認識到，我們在掠奪他們，他們也要考慮一旦斗爭起來，他們現在擁有的東西很可能就會灰飛煙滅。他們會有牢騷，會說怪話，在我們欺負他們的時候，他們會喊‘輕一點，好疼’，但是他們不會真正的反抗。因為他們害怕失去他們現在還勉強擁有的一切。因此他們也最容易被收買和控制。
他們在工廠的時間長，流動性小，以他們為基礎，我們搶先建立起了工會。這些工會看起來是用來維護工人的利益的，但是在本質上，它們維護的是我們的利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明白這一點。
如今這塊地里面長滿了我們的雜草，那些想要在這里種出革命的果實的人實在是太難了，不是嗎？他們要種出能結出革命的果實的莊稼，就需要更多的努力了。至少他們先需要把這些雜草都去掉。但是那些技術工人——或者，我們應該稱他們為工人貴族——卻會認為我們的工會是保護他們的，然后他們就會和普通工人割裂，他們們就會保護這些雜草，然后那些工人的內部就會打成一團。你說這多好。”
“這算是輿論欺騙的一部分了。”拿破侖點了點頭道，“的確是非常有啟發性的。這也是欺騙的一部分吧？”
“當然是。除了這個之外，還應該在思想上進行欺騙。”約瑟夫接著說道，“一個革命組織能夠組織起來，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有革命的思想的引導。
老實說，在發生大革命之前，法國人民的生活處境和周邊其他國家相比，并不算差。無論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還是高地人和低地人，乃至奧地利普魯士人，他們的日子都不比法國人好，甚至于多半都比法國人更差。為什么最先受不了了，要起來革命，起來造反的是法國人，而不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呢？呂西安，這個問題你來回答。”
“啊，這我知道，因為他們沒有伏爾泰和盧梭。”呂西安立刻回答到。
“這個說法還算是正確。”約瑟夫點了點頭，“正因為在法國出現了啟蒙思想，出現了伏爾泰、盧梭這些人——說起來，他們兩個生前可是死對頭，革命之后，卻被一起送進來了先賢祠，還靠的這么近，如果死而有知，只怕天天都在吵架了。
正是有了這些思想，此后才有了圍繞著這些思想組織起來的各種俱樂部，其中也包括雅各賓俱樂部。沒有這些思想，第一個發生革命的就未必是法國。所以，呂西安啊，你知道你的工作包括什么了嗎？”
“我想，應該是比拿破侖前面提到的‘我們的工會’更形而上一點的東西。嗯，‘我們的工會’是在組織上的雜草，我呢，我要負責提供更加高級的東西——精神上的雜草。”
“不不不，不是這樣的。”拿破侖搖著手指頭道，“不是這樣的。”
“那是什么樣的？”呂西安有點不太高興。
“你要種植的不是雜草，而是各種各樣的大毒草！”拿破侖回答道。
呂西安聽了便習慣性地想要反駁，但是想想，好像拿破侖說得還真有那么一點道理，于是便閉了嘴。
“我們要宣傳那些能有利于我們的統治的理論。比如說，我們要強調自由，并強調經濟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礎。而在我們已經占據了如此優勢的情況下，任何自由，都是對我們單方面有利的。
其次我們要宣傳‘自由的生活方式’，要讓那些工人貴族向往這樣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應該讓那些工人貴族——嗯，我們可以給他們取個名字，就叫中產階級好了——讓他們覺得自己努力一把，跳一跳就可以摸得到，或者就可以讓他們的孩子摸得到。讓他們為這樣的‘自由的生活方式’而癡迷。那么他們就會成為我們的堅定的支持者，哪怕我們實際上在剝削他們。
我們還要宣傳各種娛樂。提供各種可以消耗人的精力的娛樂。很多時候，虛假的娛樂就可以消磨人的精力，讓他們沉醉在幻象中，沉浸在虛假的幸福中，不至于惹什么亂子。
嗯，我們可以給他們量身打造這樣的一些東西。
首先是發泄性娛樂，開放色情產業、熱鬧選戰造勢、無休止的口水戰以及各種藥物的濫用。其次是另一種是滿足性娛樂，報導無聊小事，比如可愛動物，明星丑聞什么的，再加上各種節日的各種商品優惠活動，以及大眾化的娛樂，比如各種劇場，各種比賽。讓他們在這個過程中消耗掉過多的精力，不去想那些不應該想的問題。
另外，最容易出現階級意識的，還是那些普通工人，我們要強化他們的外國人屬性，一旦他們有什么不符合我們的意思的舉動，我們就把矛盾往民族矛盾上面引導。說都是那些外國人帶壞了我們的工人。”
把階級矛盾偽裝成民族矛盾，甚至是種族矛盾，這也是后世常用的手段了。后世的燈塔國最擅長的就是這樣的一套。而在此時的法國，也是天然的有著實行這一套的條件的。大量的自耕農階層的存在，就相當于后世的燈塔國的那些紅脖子。而那些德意志人什么的，就正好可以相當于后世燈塔國的那些拉丁人之類。所以約瑟夫覺得雖然暫時還用不上這樣的招數，但是提前準備著也是好的。
“此外還有經濟學的理論，一定要抓緊，要讓人民相信，我們這些資本家和他們不是雇傭關系，而是合作關系。我們要給底層留出一定的上升通道，雖然不需要太多，但是一定要有，而起我們要盡可能的宣傳這樣的例子，鼓勵其他人想這些幸運兒學習，讓他們將所有的力量都用到這些方面，都用到為了這些通道而相互競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