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怎么會有這樣的一家公司？他們就不能專注干點正事嗎？”栗田工業株式會社中國分部處，加藤恒甩著手上關于嘉谷環保業務的資料，怨念滿滿的吐槽道。
前不久，他還寄希望于貶低嘉谷來抬高栗田工業的知名度，如今看來，曾經他是怎樣被滾滾的自信淹沒，現在就是怎樣被滾滾的悔意所淹沒。
秉承著島國企業重視情報的傳統，加藤恒一回到公司后，就讓調查部門收集嘉谷水務相關業務的資料。
雖然這是調查部最熟悉的工作，得到資料，分析資料，給出結論……但他們搜集到的關于嘉谷水務技術能力的情報少之又少。
這不能怪他們。
對于栗田工業來說，他們在中國的力量本就薄弱，平時誰又會將精力放在一家根本不是同行的公司身上呢？更不要說嘉谷在水務業務上本就低調，短時間內，要想讓他們交出一份詳細的嘉谷水務相關資料，也忒為難人了。
不出意料的，栗田工業調查部門收集最多的資料，是嘉谷在環保領域上另一個重點業務——土壤修復。
但僅僅是土壤修復相關的資料，就足以讓加藤恒感覺到后頸涼颼颼的。
“從五年前開始，嘉谷集團就在重金屬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的湘省開啟了土壤修復工程，至去年底，湘江流域的土質大幅好轉，主要污染區土壤中汞、鎘、鉛、砷、鉻的污染濃度比2009年下降了90，可以說，這幾乎是一個完美的土壤修復范本。”
“當然，這不是關鍵。關鍵是嘉谷集團在這個過程中所采用的生物修復法，堪稱是中國土壤修復領域這幾年來最大的改變，他們的重金屬超富集植物修復模式，在去除土壤重金屬的同時，又能迅速恢復植被和景觀。”
資料中的信息，明顯刺痛了加藤恒的眼球，他聲音低沉的說道：“現在的問題是，嘉谷是否真的能將這一模式復制到水務領域？”
分部新來的首席技術官平野博松看完資料，很勉強地笑了一下，道：“嗯，從嘉谷在植物修復重金屬污染的實力看，他們在生物選育上很有一套。要知道，全世界已發現能夠超量積累各種重金屬的植物有400多種，但能通過育種和基因工程大批量改良植物性狀使之更適用于植物修復的，幾乎只有嘉谷一家。我不知道他們是怎么做到的，但老實說，我并不懷疑他們有實力在水務領域上復制同樣的成功。”
平野博松雖然資歷比不上公司本部的資深技術專家，但他在被調至中國前，恰好也是公司內土壤修復業務部門的技術專家之一，對嘉谷的生物修復法有更深的體會。
是的，雖然水處理是栗田工業發展的核心，但栗田工業同樣有土壤修復業務，很簡單一個道理，地下水凈化很多時候是離不開土壤修復的。
平野博松純粹從科研角度考慮：“無論是土壤修復還是水處理，生物修復法無非是利用微生物和植物修復。就目前所知的情況來看，我們最多只在微生物法上有些積累，嘉谷是雙管齊下，明顯締造了一個相當成功的范本，我建議公司最好也按照這個方向加大研究……”
“那是你的事了。我想知道的，是嘉谷哪怕在水務領域復制了同樣的成功，成本對比我們有沒有優勢？包括時間成本在內。”加藤恒挺嚴肅地打斷了平野博松的話。
平野博松思忖片刻，沒敢斷然給出答案，謹慎道：“這不好判斷，但您知道的，只要他們的污水植物凈化技術能達到土壤植物修復的水平，我猜有50的幾率會比我們的投入成本低……”
加藤恒咬咬牙，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平野博松說是50的幾率，但情況不明朗下，最明智的選擇是料敵以寬，加藤恒已不能寄希望于拼成本能拼得過嘉谷。
這樣一來，栗田工業拿下鄂省迄今最大水環境治理項目的可能性又低了。
雖然栗田工業希望通過此項目全面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但本部幾乎不可能同意做賠本生意的，他承受的壓力和齊政也是絕對不同的。
齊政甚至可以不盈利拿下工程，或者將利潤壓至最低，因為嘉谷體系內的水處理業務規模哪怕翻幾番，都排不上前五，換句話來說，人家壓根就不是靠這過日子的。
這就相當流氓了。
加藤恒忍不住咒罵：“你說他們老老實實做糧商不好嗎，跨這么多領域不怕扯到蛋嗎？土壤修復關乎主業，我還可以理解，現在水務又插一腳……”
關鍵是，人家還做得有聲有色。起碼在中國，嘉谷已經是栗田工業最重視的競爭對手之一。
平野博松看著加藤恒變幻的神色，摸摸腦袋，低聲道：“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嘗試與嘉谷合作的。畢竟，水環境治理是一項綜合性系統工程，需要不同專業的協同合作。我承認嘉谷在植物生理方面有優勢，但這個優勢不足以獨自啃下一個大型項目……”
加藤恒卻是揉著鼻頭說不出話來。
誠然，平野博松說得有一定道理。如果是在自己挑釁齊政之前有這個認識，他會很欣慰地接受這個建議。
但現在不說完全沒有機會，起碼是機會渺茫了。
除非栗田工業不惜代價，否則齊政有的是合作對象，何必選擇一個極不友好的對手呢？
加藤恒心里暗自嘀咕：我當時是什么豬腦子，會找了這么一塊鐵板來踢？
同一件事情，對于國內北控水務、粵海水務和首創水務等水務龍頭企業而言，是截然不同的心情。
給他們三百顆豬腦子，也想不到國內有人會跑去開發水處理技術新體系。
再給他們六百顆豬腦子，也想不到，嘉谷說開發新體系，竟然就真的弄出了周年高效的水生植物凈化修復體系。
畢竟，能成為國內水務龍頭企業的，對水處理技術體系的革新有著深入骨髓的敬畏——每一個關鍵性技術點的突破，無不需要短則十幾年，長則幾十年的積累。
1881年，法國科學家發明了第一座生物反應器，也是第一座厭氧生物處理池，才拉開了生物法處理污水的序幕；
又到1916年，美國才正式建立了第一座活性污泥法污水處理廠。活性污泥法的誕生，奠定了未來100年間城市污水處理技術的基礎；
1950年科學家首次試制成功了具有高選擇性的離子交換膜后，電滲析技術才進入了實用階段，奠定了電滲析的實用化基礎；
此后幾十年間，氧化溝工藝、AO工藝、序批式活性污泥法相繼被開發出來，技術開始集成化……
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越發強大，但水處理技術一直都是由國外掌握的技術。像威立雅、蘇伊士環境、栗田工業等國際水務巨頭，具有很強的技術儲備能力，能在全球范圍內的工業周期下行階段存活并發展壯大，并憑借對周期的前瞻及高質量的技術與產品造就超額收益。
如果只是緊隨其后，縮小差距有望，彎道超車……實屬想多了。
盡管如此，他們也沒有想過能在生物凈化法上構建另一套水處理技術體系，事實上，也沒有從其他公司里聽到過類似的事情。
但是，比起栗田工業以入門級選手的姿態面對震驚，國內水務巨頭對嘉谷成果的震驚顯得“習以為常”了。
栗田工業還只是霧里看花，北控水務他們甚至還親自派人到嘉谷在湘江流域的土壤修復區域仔細考察過，對嘉谷的生物修復體系早就是“一驚再驚”。
隨著可持續發展思想和現代生態理念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入人心，再傻的人，都能看出嘉谷這一套日臻成熟的新體系的優勢。
所以，幾家國內水務巨頭的負責人在接到齊政拋出的橄欖枝——“想合作嗎”，幾乎像聞到肉的蒼蠅那樣撲上來。
之所以能抑制住最后一絲沖動，還是因為不知道齊政的胃口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