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踏入國內第一大生豬育種場，就看到門后有幾輛綠色的電動觀光車和幾個人在等候。
這樣的電動觀光車在嘉谷系各大基地都是常備交通工具，畢竟，在占地動輒萬畝計的大型基地里，要是用腳閑逛，怕是一個小時都走不到目的地。
“齊董，李總，歡迎你們前來考察。”嘉谷生豬育種工程副總工程師傅大維打招呼道。
嘉谷生豬育種工程的總工程師當然是陳建章，但因為他還要兼顧嘉谷實驗室的管理，所以常駐育種場的是副總工，而這種時候他就當仁不讓地成為了向導。
“辛苦你們了，我過來，更多是想看看大家有沒有什么困難的。”齊政拍拍他的肩膀道。
以傅大維為首的生豬育種團隊，是嘉谷農牧中待遇最好的一批人，毫不夸張說，隨便拉一個人出來，至少是碩士出身。
就是這么一批人，在非瘟來襲后，自動自覺將外出頻率降至最低，基本將“深居簡出”做到了極致。
為的，就是盡可能降低非瘟病毒的威脅。
要說起來，非瘟病毒沒有腿，把它的傳播途徑切斷，樹一道“墻”，這個病毒是翻不過去的，它瞅著里面的豬也沒辦法。更何況這個種豬場的選址很安全，三面環山，不，除了一條公路，幾乎稱得上是四面環山，非常便于疫病防控。
但作為與珍貴的種豬們接觸較多的人員，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更加苛刻。
雖然種豬場里的生活設施很完善，但長時間被“困”在一個基地里，總歸少了點自由。
這不是公司和實驗室硬性要求的，而是育種團隊自發的結果，殊為難得。支撐他們付出這么大的，絕不是什么豐厚待遇，而更多是對育種工作的熱愛。
之前說過了，育種工作就是不斷重復使后代生產性能優于他們的父母代的過程。
看上去很簡單，選擇出性能比父母好的個體不就可以了？不過，真要這么簡單，嘉谷還用請一堆碩士博士來做這項工作？齊政錢多沒地方花了嗎？
就算沒學過生物學都知道，性狀的遺傳并不是100的從父母傳遞到子女的，那么優秀的個體到底能遺傳多少比率的遺傳信息給后代呢？怎樣有選擇的影響或控制這個過程呢？這都需要各種各樣的數據支撐。
傅大維們的工作，大多數時候就是在豬場里收集各種基礎數據，數據有些是直觀的，可以直接采集；有些數據，需要他們反復進行測定。這是最枯燥的部分，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沒有準確的基礎數據的支持，育種工作就是無根之木。
——譬如全球最大的種豬改良公司PIC，最大的財富就是其擁有的全球最大的豬育種數據庫，包括超過2000萬頭豬的譜系信息，27個世代的完整系譜，900多萬頭豬的性能測定記錄，涉及的性狀多達45個，常規應用的分子標記超200個，另有大量的候選分子標記在測試和檢驗之中……
只有采集到了足夠的數據，他們才能“做媒人”——做遺傳評估選出哪些豬有資格作為種豬留種，以及決定母豬可以和哪頭公豬交配，以實現“一代更比一代強”的目標。
出來工作的人都知道，社會上有兩種工作大家都不喜歡做，一種是需要收集大量準確數據的，另一種是長久不見成效的，而育種工作偏偏集合了這兩種特性。所以，現在知道為什么生豬育種是國內養豬業最落后的一環了吧？
也難怪在某個掛逼眼中，傅大維他們的工作，是穩定下限的基礎；基礎夯實了，他點開的金手指才能拔高上限。
傅大維聽了齊政的話后笑瞇瞇。
雖然研究狗其實都這樣，閉關研究的時候“與世隔絕”也沒啥稀奇的，但大老板能看在眼里，總比看不到要好吧。
起碼，爭取經費和福利的時候，也能更加理直氣壯不是？沒看研究團隊老大陳建章都在眼神閃爍嗎？沒準又在打著“搶”福利的主意了。
心里暗樂歸暗樂，傅大維沒忘介紹身邊的陌生人：“這位是國家畜牧獸醫學會養豬學分會理事長王秉文，他同時也是全國豬聯合育種協作組專家，是聯合育種的發起人之一……”
齊政主動伸出手：“感謝您前來指導工作。”
王秉文與齊政握了握手，忙不迭搖頭道：“說指導實在不敢當，我就是抱著學習的態度的，還要感謝嘉谷提供的機會。”
所謂“聯合育種”，就是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統一規范的生產性能測定聯合遺傳評估，將優良遺傳資源共享。
說白了，就是讓大家聯合起來，有啥好種豬出啥好種豬，擴大育種群規模，充分利用優秀遺傳資源。
為此，在原長白豬、大白豬、杜洛克豬三個品種協作組的基礎上，整合成立了全國豬聯合育種協作組，至今已經快十年了。
“可惜，這么多年來，聯合育種并不成功。”寒暄后坐上觀光車，王秉文與齊政坐在同一排，毫不諱言道。
盡管他是聯合育種的發起人之一，但他毫不掩飾對于聯合育種的不樂觀態度。
齊政和前排的李東亮對視一眼，目光里盡是了然。
全國聯合育種的想法是很好的：把全國各個豬場核心種豬場聯合到一起，那么萬里挑一選育的效果肯定優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生產性能整體就提高很快——國內擁有國家級和省級地方保護品種將近50個，除了從國外引入的瘦肉型豬種，幾十年來各地也培育了不少雜交配套系。這么豐富的遺傳資源，為我國的育種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從理論上講，只要市場需要什么樣的種豬，我們就應該能夠培育出什么樣的種豬。
然而，這里面有個很大的漏洞——它假設所有的參與者都在同一個規則下開展工作，所有的工具、標準都統一，所有動作整齊劃一。
事實卻是，不同參與者的育種目標與方向就很難達成一致，中國這么大的區域，市場需求不一樣，企業的經營模式也不一樣，相互之間競爭還異常激烈，那育種目標怎么可能一樣？
別的不說，嘉谷農牧原本也是聯合育種的重磅“選手”，但是，除了嘉谷系育種場之間有充分的遺傳交流，與其他育種場之間的遺傳關聯根本無法建立。大家都存在利益上的競爭關系，誰愿意把最好的拿出來？就算愿意拿出來，這些企業提供的數據也不一定準確。
當然，這樣導致的另一個結果是，嘉谷系育種工作在全國生豬育種工作中“一騎絕塵”。
王秉文對此深有感觸。
全國豬聯合育種協作組剛成立的時候，嘉谷農牧只是一家不太起眼的養殖企業，甚至連爭取參與聯合育種的資格都很勉強。
但近十年過去了，以聯合育種為主要形式的全國生豬育種體系還停留在理論的層面，“自起爐灶”的嘉谷系生豬育種體系卻大踏步前行，因為在環境、水平、運作體系等都存在較大偏差，聯合育種反而變成了拖后腿的存在。
此次非洲豬瘟疫情對中國養豬業無疑是一場洗禮，同時更揭示了嘉谷系養豬體系與國內同行那被漸拉將遠的差距。
橫向來看，“營養”、“生物安全”和“育種技術”是豬育種的三駕馬車，其中營養技術是最容易解決的，也是很容易“拿來主義”的——國內養豬業發展最早的方向就是飼料，因為飼料工業化最容易，諸如新希望、大北農為其中代表企業。
在這一點上，差距應該不算大。起碼嘉谷養豬體系的豬飼料配方不見得比市面上更有優勢。
而非瘟爆發后，生物安全成為了養豬業亟待解決的問題，也就是克服非洲豬瘟等疫病的影響。
在這點上，差距立現——國內養豬行業過去過度依賴疫苗，而不重視生物安全。新發疫情無疫苗可用之際，尤其需要通過建立多道屏障來進行隔離預防的時候，就手忙腳亂、人心惶惶了。而嘉谷養豬體系在獸醫防疫上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疫病進化管控上，而不是依賴打疫苗，人家就能最早穩定下來。
如果現在不是嚴陣以防非瘟，所有嘉谷系養豬場拒絕外來人員進入，申請參觀學習的同行怕是早就蜂擁而至了。
最后是科技含量最高的育種技術，這一點現在還不顯；但及至非瘟疫情中后期，王秉文相信差距會被徹底凸顯。
無論是養殖本地豬，還是進口豬，都得避免近親交配，需要引入新鮮血液，以改良種群的遺傳性狀。這是一個生物學常識。
引進新鮮血液，一種方法是本土育種，一種方法是進口。但前者周期長、投入多、見效慢，遠不如直接進口來得方便。
現在來看，能完全擺脫對進口豬種的依賴，執行自己的獨立育種方案的養豬企業，應該只有嘉谷農牧和溫氏。而前者又比后者強得多——國際上流行丹系、加系、美系等國外豬種，卻沒有聽說過“中系”；但在國內，開始有了一個“嘉系”豬種的叫法，足以說明了一切。
所以，王秉文不是在謙讓，他是真的抱著研究學習之心過來的。
齊政半好奇半開玩笑道：“那你找到我們嘉谷育種的秘訣不？”
沒想到他還真的點頭了：“有點發現。”
“從嘉谷農牧與聯合育種各自的經驗看，育種工作需要一個相對穩定且龐大的體系支持，才能有進展。”王秉文停頓了一下，繼續道：“另外，一個只養幾百頭豬的企業來做育種，是沒有意義的。只有養豬產業工業化、集約化之后，育種技術進步的經濟效益方能顯現。在此之前，養豬企業大都在跑馬圈地，力圖把規模、產能做上去。所以也不能總是抱怨行業從國外引種，而不重視育種研究。”
“嘉谷農牧也是這樣，盡管很早就在育種上開始了布局，但也是在規模大了之后，才有種豬繁育的興盛，原因在于嘉谷體系對育種的需求完全上來了。而嘉谷超大規模的生豬群，也為挑選種豬提供了龐大的資源，包括數據資源、選種資源等……”
王秉文吸了一口氣，總結道：“我熟悉的一位國外非瘟防控專家說過，歸根到底，非瘟防控就是錢的問題。這話用在育種上同樣適用，育種就像趕火車，在不停地挖掘基因的潛力。如果你一直堅持選種，那么隨著火車會一直往前走，可以實現量變到質變。嘉谷舍得投入，最先‘爆種’也就正常了。”
齊政等人都不禁笑了起來。
王秉文這話很有點“氪金就能變強”的道理。
雖然從結果倒推來判斷過程，就像是成功人士的心靈雞湯，總是容易忽視各種變量，但齊政還是喜聞樂見的。
在育種方面的超大規模投入，換來育種的加速，總比“其實我是通過開掛來潛移默化地改變嘉谷豬的基因”來得信服吧！
而且，嘉谷在育種上確實投入不菲啊。
龐大的豬群，龐大的研究團隊，龐大的核心育種場……哪一樣，少得了大筆的資金投入？
單從經濟角度來講，嘉谷農牧的育種肯定是賠錢的。
但是，育種工作對商品豬的作用呈現一個放大的作用——基本上500多的原種豬可以影響100萬的商品肉豬。
還有安全感——嘉谷體系一貫的尿性，要么不做，要做就不能讓咽喉被別人扼住了。
齊政笑罷，轉身對陳建章和傅大維兩人豎起大拇指道：“別的不說，王會長對我們生豬育種的信心，足以證明了我投的錢花到位了，你們這‘媒人’做得不賴。”
“有獎金不？”陳建章笑著“趁火打劫”。
齊政一擺手，豪爽道：“今年豬肉價格估計不會低，嗯，可以多給你們發幾斤豬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