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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十萬家呢？其實也沒把這個讀書人當“老師”看待，給他的束脩非常微薄，一天三頓頓頓都是蔬菜，弄一碗豆腐、兩條貓魚就算是給葷菜。初一十五吃犒勞，也不過是弄個鴨架子熬湯，一點油水也見不到。孫十萬的老婆經常指桑罵槐，說請先生的錢不如“養頭豬”；先生呢每天晚上吃飯都要發牢騷，私下里罵孫家“刻薄”，“子孫全要討飯”。他們這種表面上“尊師重教”，背地里彼此嫌棄憎恨的嘴臉，讓我深深的感受到舊社會的虛偽。
這樣的念書生涯大概持續了一年多。后來我回家了。因為家里實在揭不開鍋了。
說起來這又是據說當時的所謂規定：家里要有五個男丁才能允許軍戶參加科舉考試，當時我家就我一個兒子，我父親只能拼命給我生弟弟，沒成想一連生了五個，全是妹妹，把家里也吃得窮了。五妹出生之后，我父親這才斷了念想，讓我回了家。后來我調到了政治部搞政治工作，在進行培訓學習才知道，其實明國朝廷對軍戶參加科舉考試的限制，不過是限制每戶只能有一人參加考試罷了，我家當時完全符合要求。那時父親也不知是他從哪兒聽差了消息，還是誰蓄意戲弄他這個不識字的老實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要是我當時參加了科舉考試，哪里還有機會加入光榮的伏波軍呢？
回家后我才發現，家里也確實揭不開鍋了。幾個妹妹年紀雖小，經不住人數多，吃得也多了。我父母實在承受不起，只好將我大妹賣給孫家當丫鬟，又把三妹送給人當童養媳，原想給她一條活路，沒想到幾年功夫就被她的公婆給虐待死了――說起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她被拉走的那天哭著求爹娘說她不要去的模樣――一想到這里我就止不住的流眼淚。真想她也能過幾天現在這樣的好日子！但是當時，窮人實在是沒有辦法。
家里人口多，再加上當時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需要營養，總也吃不飽。所以我去山里砍柴貼補家用。每天挑一擔柴上街，賣一半，送給海哥一半。再去做些短工，至少三餐有著落。海哥每次殺豬，總會留些不太能賣得去的雜肉下水回禮。托海哥的福，我家時不時也能見得著些葷腥――我們就是這樣相濡以沫休戚與共的關系。
我對于這個時代的記憶只有兩個，那就是餓，那是真餓啊，天天二十四小時有只貓兒藏在肚子里撓腸子一樣的餓。另一個比餓更可怕，就是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我沒了書念，徹底斷了考科舉光宗耀祖的念想。接下來的路一個就是跟父親一樣，給孫十萬種一輩子的地，把脫籍的任務留給下一代；另一個就是和雞仔叔一樣，當大頭兵沖鋒陷陣，或許可以換個軍功上的富貴。可兩條路我都不樂意。當時我隱隱覺得，和父親一樣當不要錢的長工種地，不過是一種循環罷了；而去當禍害百姓的大頭兵，我更是本能的不樂意。
正在我在身體和精神上陷入雙重迷茫的時候，將我引向元老院偉大事業的引路人出現了。
雞仔叔是父親的幼弟，我的幺叔，是衛所里的“操軍”。
在我幼年的記憶里，雞仔叔原來的所作所為和那些兵痞也沒什么兩樣，成天游手好閑，尋釁滋事。后來王尊德悍然發動所謂的“第二次圍剿”，雞仔叔也跟著明匪軍到海南島上打仗，在澄邁灘頭上當了俘虜，過了好幾年才做工贖身回家。
回家后的雞仔叔變了！
這是我看到雞仔叔的第一感覺。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這個眼神里充滿精光，行如風坐如鐘的黑壯漢和記憶中那個病怏怏的二流子聯系在一起。現在回想起來，回到衛所報到的雞仔叔比起一個偽明匪軍，更像是一個伏波軍士兵。而更令我驚訝的是，從沒上過一天學的雞仔叔居然認字！那是雞仔叔回來的第二個月吧，我在院子里把舊時抄下來的論語拿出來閑看，雞仔叔正好從外面回來，經過我旁邊時瞟了一眼，不屑地說：“論語？孔老二的玩意兒，有屁用。”我當時很是震驚，換做我父親，根本分辨不出我讀的是論語還是別的什么。我說：“雞仔叔，你怎么知道這是論語？”雞仔叔指著我翻著的一頁笑著說：“這句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對吧？哈哈，傻了吧？你叔我認字兒！”我當時很是驚奇，就求著他問原委。原來雞仔叔曾經動過留在臨高的心思，而在臨高，文盲是寸步難行，想謀個好些的差事必須得有文憑。在臨高戰俘營里，正好有掃盲的項目，于是雞仔叔就正兒八經地用功了一回，居然給他考了乙種文憑，還給他自己取諧音取了個大號，叫劉基。他說，他把相當于舉人的乙種文憑都考到手了，接下來不管是參軍上軍校還是去當公務員，都是手拿把攥的事兒。要不是害怕他被明當局當做逃兵害我們家受牽連，他就不回來了。
這下我可就萬分驚奇了，中國從古至今幾千年，這可是前所未聞的事兒！我纏著雞仔叔講他在臨高的所見所聞，雞仔叔也樂意給我們這些小屁孩兒們“講古”，教我們寫“新字”，教我們講“新話”。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雞仔叔給我們展示了完全不一樣的另一個世界，讓我的日子有了些光彩。什么無風自行的大鐵船啊，什么力大如牛的鋼鐵巨獸啊（編者注：即挖掘機），什么噴著黑煙卻在軌道上走得飛快的大火車啊，當時我還以為雞仔叔吹牛，只愛聽他講伏波軍操練和打仗的事兒，聽到這些科技就快速打斷。直到后來我到了臨高才知道，雞仔叔沒有吹牛！這時我徹底地對孔老二和他徒子徒孫的那一套嗤之以鼻，就像雞仔叔跟我們“講古”時罵的，論語能讓火車跑起來么？能讓軍隊百戰百勝么？能讓地里長出足夠讓人吃飽的糧食么？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么？既然都不能，那么他的徒子徒孫們憑什么坐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
（編者注，經本社調查考證：雞仔叔為前肇慶市副市長劉基，歷任肇慶市衛所工作辦聯絡員，肇慶市政府宣傳部干事，肇慶市封開縣副縣長兼國民軍中隊長，封開縣縣長，肇慶市端州區區長，肇慶市市長等職。曾獲得一次主席嘉獎令，兩次五一勞動獎章，全部三個級別的元老院和人民服務勛章。為廣東的解放和重建立下汗馬功勞）。
公元1635年，注定是我生命中最值得銘記的一年。一個是這一年剛過年的時候，八弟發仔出生了。雖然我幾個不知憂愁的妹妹都很是高興，可父母卻在新生命誕生的欣喜和又要添一張嘴的憂愁中煎熬著。為了減輕家里負擔，雞仔叔說他有吃飯的地方，很少回家吃；我就給孫家人打短工，不求工錢，就為了吃飯，省出一口吃得給家里。終于勉強維持，讓小弟不至于營養不足夭折。
另一件事要大得多。
這一年，我伏波軍誓師渡海北伐。3月1日，廣州光復。消息傳來，時任兩廣總督熊文燦惶惶不可終日，又是叫衛所動員操軍，又是發榜組織團練。原本用不著當兵的人都被抓去當兵了。但我家和孫十萬家素來有舊，衛所都是知道的。負責拉丁的官兒即想完成任務，又怕得罪孫十萬，不敢強行拉我壯丁，就來我家威逼利誘的叫我去登記。我父親不敢吭聲，只坐在一邊唉聲嘆氣。我母親怕我上了戰場枉死，叫我趕緊逃跑。可哪里跑得了呢？再說這個節骨眼上跑，一旦被抓弄不好是要殺頭的。雞仔叔去跟征兵的官兒理論，說我家里算上雞仔叔不過才兩丁，而雞仔叔已經去當操軍了，按規矩只去他一個就夠了，憑什么我也要跟著去？征兵的官兒指著我四妹懷中的弟弟發仔說，有發仔在，所以我算余丁，按規矩也要入伍。氣得雞仔叔大聲叫罵，咒那官兒傷天害理，必定不得好死。可縣官不如現管，又有什么辦法呢？最后還是雞仔叔有主意，他跟我父母說，伏波軍是文明之師，不殺俘虜，只要我跟著他走，保管把我完璧歸趙。于是我還是報到去了。
報到后第二天就是點卯，我們住的地方是屯所，距離肇慶還有些路程。所以我和雞仔叔等人四更天就啟程了，一大早才趕到校場上集合了，集合時間定的是卯時，也就是現在早上六點左右，所以叫點卯。按規矩，我們到了操場排成隊列，到了卯時，上面的官兒們會拿著被稱為“卯冊”的點名冊，挨個點名。照規矩點名不到的要打軍棍，要是要出征，點卯遲到甚至會斬首。可實際情況完全不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