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擴去招降北遼，一走就是七日。
在這七日中，馬擴音信皆無。
童貫因此寢食難安！
童貫對左右說：“我覺得馬擴兇多吉少，他既然已連殺我三人，豈能唯獨放過馬擴？”
李宗振勸童貫道：“太師不要著急，和知州并沒有收到密報，那就說明馬擴還活著，他如果真被耶律淳斬首，消息肯定會傳出來的。”
李宗振的話音剛落，和詵就匆匆走進屋來，然后邊走邊說：“有消息了，馬擴被耶律淳軟禁起來了！”
童貫接過密信看了看，問：“你這消息可靠嗎？”
和詵答：“應該是可靠的。”
童貫聽罷，嚴肅的臉色，稍微舒緩了一些。
童貫心想：“借口有了，是出兵的時候了。”
念及至此，童貫對劉韐說：“向東西兩路軍下達軍令，按原計劃向邊境挺進，嚴令各軍不得越境殺人，不得越境搶劫財物，若遇到遼軍抵抗不得戀戰。”
對于宋軍在邊境云集，北遼其實也已經做了部署。
耶律淳派耶律大石擔任西南路都統，以牛欄監軍蕭赫魯為副，率領奚、契丹騎兵兩千余人屯駐在新城。
（這個時候，宋軍如果果斷出擊，北遼必敗無疑，因為遼軍此時在南邊只有這兩千多人馬，就算將郭藥師的常勝軍也加上，那也只不過才一萬多人馬。
倒不是說北遼真就沒有兵馬了，而是北遼的兵馬全都布在居庸關、紫荊關、古北口等地防御北邊的金軍和西邊的金吾軍。
可惜！
就像北宋發的招降榜文“已經命令將士不得殺戮一個人，如果有違犯的，軍法嚴懲。”所說的那樣，趙佶君臣想的是白撿這個便宜、想的是不殺一人而得到燕京及所轄的全部州縣，根本就沒想過跟遼軍打仗。）
耶律大石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八世孫，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表人才，美中不足的是有點坡腳。
耶律大石本是一個文人，曾參加過遼國的科舉考試獲殿試第一，入大林牙院任林牙，人們因此稱他林牙大石。
林牙是遼國官名，掌理文翰之官，相當于宋朝的翰林。
耶律大石通曉漢文與契丹文，還擅長騎射，可謂文武雙全。
遼上京失守了之后，耶律大石棄筆從戎，向耶律延禧請纓出任興軍節度使。
耶律淳登基了之后，對耶律大石很是信任，將西南路交給他統領。
這天，耶律大石接到探馬報告，說宋軍的一支騎兵已經入境，正朝涿州方向前進。
耶律大石問：“宋軍多少人馬？”
探馬回答說：“好像是宋軍先鋒部隊，大約有數千人馬。”
耶律大石心想：“我手中僅有兩千人馬，兵力明顯不足，正面對抗肯定不行，應出其不意方能獲勝。”
想到這些，耶律大石一方面派人速回燕京報信請求增援，一方面則將他自己的人馬拉到蘭溝甸埋伏起來。
蘭溝甸在新城西南方向，這里原來是一條河谷，此時已干涸成一條南北向的大路，路兩側則是長長的斜坡，坡上是大片大片的松樹林。
率領宋軍先鋒挺入遼境的是副都統制兼西路前軍指揮楊可世。
楊可世在雄州會議上被和詵嘲笑為懦夫，心里一直憋著一股火，他很想通過戰爭來洗刷這個懦夫之名。
童貫下令大軍壓境，本來目的是希望給耶律淳一些壓力，威嚇一下剛剛成立的北遼政府，并不是真要越境向北遼發起進攻。
可楊可世求功心切，也可能是相信和詵所說的“燕人久欲內附，若師入境，必簞食壺漿以迎”，竟然率輕騎數千直入遼境。
當宋軍進入蘭溝甸時，久經沙場的楊可世，立即感覺到了情況有些不妙，便想下令退兵！
可惜！
這時已經來不及了！
只見河谷兩邊的斜坡上亂箭齊發，箭矢如雨！
宋軍被耶律大石所率領的遼軍打了一個措手不及，數千軍馬擁擠在狹窄的河谷里，東奔西竄自相踐踏！
站在山頂上觀察戰情的耶律大石見狀，果斷下令總攻！
藏在松樹林中的遼軍騎兵好似猛虎下山一般沖向河谷，隨即殺向宋軍！
蘭溝甸里塵土飛揚，殺聲震天，一場血戰廝殺了近半個時辰才結束。
結果，遼軍以少勝多，大敗宋軍，楊可世率領殘兵敗將殺開一條血路，沖出蘭溝甸，逃了回去。
對于兩個國家之間的交戰而言，數千傷亡，其實算不了甚么。
不過——
蘭溝甸之敗卻讓趙佶君臣和平收復燕京的夢想徹底成為泡影，也拉開了宋軍一敗再敗的序幕，趙宋偽大國的面目開始爆露出來。
歷史上，這是靖康之恥的序幕，耶律大石也靠此戰一戰成名，最終成為一代名將，創建了絲毫不遜色于金國的西遼帝國。
得知宋軍在蘭溝甸吃了敗仗，蔡仍唏噓不已又有些心痛！
這場敗仗，看似偶然，只是一場普普通通的伏擊戰。
實際上，在蔡仍看來，這卻是必然的。
蔡京的經濟改革雖暫時緩解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滿足了最高統治者的奢侈之求，但也激化了社會矛盾——雖然蔡京在經濟改革上獲得了成功，但這種成功并未轉化為國家富強的動力，反而是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刺激了統治集團的腐敗，加速了整個帝國的衰敗，民眾在這一過程當中，一點好處都沒撈到不說，反而被剝削的更加厲害，花石綱、西城所等都是具體表現。這么說吧，在生產力水平有限的情況下，通過改革來增加政府的收入，歸根結底還是在與民爭利。
而只顧眼前，不顧長遠，過早地消耗了民力，到了一定的時候必然帶來惡果。
北宋立國一百多年來與遼朝所形成的軍事地理格局和政治格局，使北宋君臣在承受巨大的國防壓力之外，也承受了難以言說的心理屈辱。
到了宋徽宗時代，面對遼朝衰亡帶來的絕好機會，好大喜功的趙佶君臣收復燕云失地的渴望被激發了出來。
但恐遼癥和北宋軍政的腐敗，使趙佶君臣對收復失地信心不足，他們懷著僥幸、投機心理，將原先單獨出兵收復燕云的決策改變為聯金滅遼，并且與金朝簽訂了“海上之盟”。
從北宋實施運作聯金滅遼的整個過程中，就不難看到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斗爭和對聯金滅遼事件的影響。
童貫因為在西北戰場上取得過戰功，所以進一步萌生收復燕云的想法。
蔡京也曾對收復燕云抱有興趣和信心，但因為和童貫爭權，不時掣肘童貫。
后來，蔡京看出來了，北宋王朝潛在的危機，斷然改為阻止收復燕云。
這不僅引起趙佶對蔡京的不滿，也使王黼有了可乘之機。
而王黼為了與蔡京爭權，極力主張對燕云用兵。
童貫初始態度踴躍，但當他真正看到宋朝的軍隊、軍備狀況后信心大跌。
這也預示著宋軍的失敗。
然而，與金結盟，對遼用兵，之所以會發生，關鍵還是趙佶有意于此。
趙佶對于伐燕之舉，起初態度謹慎，后來一方面因為遼朝衰敗的事實，另一方面出于建立不世功業的愿望和沖動，確立了謀取燕云的國策。
而蔡京、童貫、王黼等人，他們洞悉趙佶的意圖，為了博取趙佶歡心，專權固寵，也為了實現建立功業的美好愿望，紛紛投入到這場重大的事件中去。
公正的說，自始至終堅持收復燕云，堅持聯金滅遼的，正是趙佶本人。
這從童貫的被重用和起落，蔡京的第三次罷相，王黼的起用，都證明了這一點。
從宋神宗時代直到宋徽宗時代，北宋的皇權是在原有基礎上一步步走向強化的。
到了宋徽宗時代，表面看財政集團權勢熏天，為所欲為，但實際上卻是趙佶一人獨大皇權至上，無論是蔡京，還是王黼，趙佶始終將他們牢牢地掌控在他自己的股掌之中，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們始終對皇權都沒有造成任何的威脅，相反，他們只有仰仗皇帝的鼻息才可以鞏固他們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皇帝一高興可以給他們高爵厚祿；皇帝一不高興，一句話又可以讓他們身敗名裂，傾家蕩產，一無所有。
正因如此，蔡京等人的所有才智和能力都只能圍繞著趙佶這個皇帝意志運轉。
在好大喜功而又荒淫無度的趙佶手下，蔡京等人的才能越高，執行能力越強，就只能越有效的將北宋整個國家推向死路。
再經歷元祐、紹符以來的政治紛爭，對于權力欲極強的蔡京等人來說，給他們留下的深刻經驗和教訓就是依賴皇權的重要性，同時，他們也認識到權力的不確定性。
蔡京等人既然明白了自己的權力地位來之不易，保住它就是最關鍵的，而其唯一的辦法就是盡死力為皇帝賣命，讓皇帝高興。
說到底，蔡京等人的覺悟就是，竭力服務的對象是手握皇權的皇帝本人，而不是國家，更不是廣大百姓。
如此，以蔡京為代表的一干大臣的升遷貶退，本質上都是趙佶個人意志的操縱。
無所不包的政府公權已經對私人利益乃至思想領域進行了控制。
而如此之大的權力，又有效的掌握在皇帝趙佶自己的手上。
這就只能導致一個結果，官員沒有任何選擇，只能走上討好奉迎皇帝趙佶這一條路。
換句話說，蔡京以及同時期的一幫佞幸奸臣的出現，實際是趙佶皇權專制控制下肆意彌漫的政府公權力逼出來的。
蔡京等人的聰明才智都變成了皇權下的提線木偶。
關鍵還在于趙佶，他如果至圣至明，這個政府也許真能有一些作為。
可問題是，趙佶不是，他窮奢極欲、好大喜功、用人為親。
如此，在這樣的趙佶的操控中，勢必要將北宋送上斷頭臺。
所以，問題重重的北宋，其實是亡定了，就算沒有蘭溝甸之敗，也會有紅溝甸之敗，區別只在于這一敗什么時候會爆發。
蔡仍對此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