紳士們本來對此事毫無研究，也就很好忽悠，聽他這么一說，頓時覺得很是有條理，紛紛點起了頭：“好，就該這樣，再也不怕貪官了！”
見他們心動，郭陽又拋出了更多的大禮包：“不止如此，既然知縣是你們選出來的，那么你們也可以指定他去干事，比如修橋補路之類的。嗯，福山縣除諸位，必然還有其他人要繳稅，但要是每個人都能來議事，為免過于人多嘴雜，不如這樣，今日各位商議一下，將福山縣劃為若干個選區，每個選區選出一名代表，該選區的稅票都由他代為行使。哦對了，還有，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既然要干事自然要有資金，你們若是商議同意，也可以在福山縣內開征新的稅種，這新稅就全由你們支配，不必上繳，但也不計入票權……”
紳士們第一次收到這么多政治好處，頓時昏了頭，差點就要當場與他簽訂契約。
但是郭陽話鋒一轉，又說道：“但是，若是各位肆意行事，搞得福山縣民不聊生，那就不好了。自然，我們相信諸位都是鄉里鄉親，不會如此短視，但總要以防萬一。萬一你們搞得太過，激起民變，我們商社是救還是不救？這出兵的錢要由誰出？”
場上頓時冷了下來，眾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該說什么，有幾個有眼色的立刻說道：“那怎么會，肯定不會的嘛……”
郭陽把手一揮，紳士們差點以為是在召喚刀斧手，嚇了一跳，不過只是郭陽的幾個隨從抱了一疊書出來，分發給了他們。
紳士們拿著一看，封皮寫的是《東海基本法》，再往下一翻，頓時被密密麻麻的小字嚇住，趕緊合了起來。
郭陽笑了一下，說道：“為了對各位有個保障，福山縣必須與膠東各地一樣，實行我們東海國的法律。諸位以及福山縣的官員們，行事與制定政令，不得違反東海法律。我社會在福山縣派駐法官，不干涉你們的政事，但是審判之事，必須由我們的法官來處理。”
眾人松了一口氣，又開始翻看起這本書來。書大致分了兩部分，前半部是刑法，后半部是民法，最后還有一些零碎法條。他們粗翻了一下，發現大都與他們以往對法律的認知相差不離，基本都算合理，于是趕緊出聲認可。
郭陽又補充道：“其中有幾條特別的，我強調一下。第一，福山縣作為東海國的一部分，必須保證人員和物資的通行自由。也就是說，其他地方的商人，也包括我東海商社，來福山開店、置產、收購、出售、雇工等等，你們不得阻攔。自然，福山縣的商人，在東海國其他地方也有相同的待遇。”
“第二，福山縣不得執行歧視性的稅收和其他政策。也就是說，你們不管是收稅還是干什么別的，必須對福山縣人和其他東海國民一視同仁。嗯，東海國以外的就不必包括了。比如說，你們對境內的所有商鋪，都征收商稅，這沒問題，但若是只收外地商鋪的稅、本地不收，這就不行了。其余諸事也是一個道理。”
“第三，跟第一條是一樣的，若是福山縣的民人想去其他地方做工、定居，你們也不得阻攔。”
這三條說得都有道理，紳士們剛剛地位上升，還沒想到那種把佃戶變成農奴的腐朽封建主義生活方式，紛紛表示同意。
郭陽想了想，又從書本的最后抽出一張硬紙，補充了一點：“第四，嘛，我們這東海法編得雖細，但難免有遺漏的地方，為免留下太多漏洞，我們又寫了一份‘立法指南’，你們看一下，以后辦事，若是法條中沒寫明白，只要不與這指南違背，就可以做。”
紳士們紛紛把那張硬紙抽出來，只見上面寫的都是些“東海國是東海商社領導下的……”“東海國民有……”之類大而無當的話，沒什么太嚴苛的限制，于是又表示了同意。
郭陽說到這里，總算完成了今天的任務，偷偷松了口氣，又與紳士們商量了一會兒細節問題，便賓主盡歡地送他們離開了。
紳士們充滿了對明天的向往，離場之后仍然意猶未盡，三三兩兩聚成小組，去了城中的酒肆青樓，繼續討論起嚴肅問題了。
而郭陽在他們離場后，突然大出一身汗，趕緊回屋寫報告去了。
東海商社完全占領膠東地區之后，如何對新占領區進行統治就成了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他們接二連三地虎吃鯨吞，一個地方沒站穩腳跟就又多了一塊地盤，根本沒法對這么廣大的區域建立有效統治。新培養出的管理人員，在商社內部都不夠用呢，怎么能派遣到外面去？就算派遣出去了，怎么監督他們？膠州內的三個縣，除了即墨縣由商社自己管理，膠西和高密可都還讓商會自治著呢。
這一下子又多了兩州七個縣，其中萊陽縣由于當地士紳開城有功，于是按照先例，由他們建立商會自治了，而掖縣和蓬萊縣兩個州城，由于是戰略要地，所以是要由商社親自管理的。剩下四個縣黃縣、招遠、棲霞、福山，就有些麻煩了，這些地方都位于北邊丘陵地帶，耕地不多，人口不少，已經被本地世家牢牢把持，傳統勢力很是強悍，沒有頃田制改革的空間。如果強行介入，非得費不少力不可，但若是按照寧海州的例子交給傀儡統治，那么收益又太少不甘心。
于是全體大會撕逼了幾個月，終于做出了決定：把這四個縣的自治權賣給士紳們。
這其實跟財政部唾棄的包稅制差不多，但好一點的是，事情都擺在明面上，士紳們相互制衡，吃相總要比包稅制強一些，稅收估計也比包稅制多一些。
這個制度看起來與之前的商會自治差不多，但是商會自治，自治的只是縣城中及縣城周邊的事務，由他們自行籌款行事，剩下的廣大農村的稅收，是由商社負責和享用的。新四縣的制度則更進了一步，連農村稅收也外包了出去。
這樣的制度對東海商社自然有利有弊。利處在于幾乎不用投入資源，就能收到相當多的稅收，弊處就在于收的稅沒親自下場收得多……
但是親自下場耗用的人力太多了。以經營最深的東海市城陽區為例，商務部可以在當地達到戶均八石的高收稅額，但這是建立在復雜的體制基礎上的——稅務人員分了三個獨立的系統，一個負責勘察各村土地，第二個負責根據前者的數據征收稅賦，第三個監察前兩者。如此差不多得七八十人才能完成收稅工作，而這年頭讀書識字的人薪水可不好找，雇傭過來一年得五十貫，這幾十個公務員就是四千貫——要知道城陽區一年的稅收才兩萬石啊！
即使是如此昂貴的公務員，整個管委會系統也就才幾百個，不夠用不說，就是真有富裕的，也不如用去海關之類效費比更高的地方。權衡之下，本來就吃不到的鴨子不算飛，如果拋開潛在的損失，只看收益，那還是這個“賣官”方案最高。
而且東海商社的重點還是在于商業，只要能順暢地收購原材料、雇傭勞動力、出售商品，那么稅收自然是可以權衡的。
商社所需要付出的資源，不過是派遣幾個法官罷了，正好可以把幾個有閑的股東發配過去，省得他們整天找事。也不用每個縣都發一個，這些地方才多少人？就沒幾個案子。司法系統新設了一個登萊巡檢法院區，整個登萊六縣（萊陽已經被劃進了東海軍）只派了三個法官，一人在登州蓬萊縣留守，兩人在各縣巡視，足夠用了。
只是這么大的自治權會不會引發舊地區的擴權運動……這才幾幾年？他們才管不了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