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
這是蘇軾《荊州十首》第三首中的詩句。蘇軾船出南津關，不免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而放置這蒼茫萬頃的沃野，便是素有魚米之鄉的江漢平原，江陵城便坐落在江漢平原的腹心，荊江邊上。
奔騰不息的長江沖出西陵峽口，從宜昌至嘉魚的一段，便稱作荊江。除了這條從西南方向流來的荊江，還有一條從西北方向流來的漢江。
兩條江猶如穿越千山萬壑的兩條巨龍，進入楚地之后，便一下子把圍追堵截的大山甩在身后，撲向坦坦蕩蕩大氣磅礴的千里沃野。
江陵城，又叫荊州城。
據南朝劉宋時代的《荊州記》所載，江陵城名字的由來，是因為“近州無高山，所有皆陵阜，故名江陵。”
楚國當年的國都郢（即荊州城北五公里的紀南城），距現在這座江陵城不過二十余里。楚成王在荊江的邊上建了一座華麗恢宏的江渚宮和通往紀南城的官船碼頭，便是江陵城最早的建筑了。
從那以后，歷代王朝在這里或建都立國，或封王置府，江陵城因此成了天下名城。
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攻占郢都，這里便成為江陵縣的治所。
西漢初年，封臨江王于此。
其后有東晉安帝、南齊和帝、梁元帝、后梁、隋末梁王、唐代南都、荊南國等都在此建都。
楚、西漢、東漢、三國、西晉、東晉、南北朝、宋、明等朝，皆封王侯于此地。
荊州城的城郭在戰國末年形成。漢代已有了城墻。
蜀國大將關羽和吳太守朱然，東晉桓溫、梁元帝、南平王高季興等，都對荊州進行了修葺。
至北宋末年，江陵城毀。南宋淳熙年間，重修城墻，淳佑十年(即公元1250年)挖城壕。元初，忽必烈下令拆除江陵城。元末，朱元璋稱吳王時，又派員依舊基得以重建。
江陵城，東連吳會，南及瀟湘，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把天下分為十三州而治，其中就有一個荊州，府治理設在江陵。
荊州城，又名江陵城，就是因為此地在秦破郢后置江陵縣，作為縣城而得名，其后兩千多年，江陵作為地名歷代沿用，故有一城二名，沿襲至今。
歷經漢唐盛世之后，江陵城早已經成為長江中游最大的政治經濟中心。
與長安、洛陽、開封、益州、南京、杭州、揚州、蘇州、大同并列為中國十大商業都會。
史稱“江左大鎮，莫過荊揚”，甚至在漢唐大盛世時，這荊州城的規模還要在揚州之上。成為中國南方湖廣地面上的第一大都邑。
然而，人怕出名豬怕壯，荊州城自然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每逢一次更朝換代，便不可避免要進行一場戰爭，所以荊州城也是屢建屢毀。到明代嘉靖年間，荊州城的規模比盛唐時期要小一些。
但常住人口仍有十幾萬。要知道那時江南第一繁華地的留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過二十萬左右。
荊州城東西長，南北短，呈不規則的橢圓形，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密密匝匝地擠了數以千計家店鋪。
荊州城東門外的江津口，就是當年楚成王修建官船碼頭的地方，如今成了長江最繁華的港埠之一，每天在這里停靠的來自于長江上下各個州城的商船可謂大大小小成千上萬。
地段好，人氣足，交通又方便，自然受到商賈們的鐘愛。
許多商人都涌到這里來消遣，開酒樓茶坊的，說書唱戲的，測字打卦算命的，甚至拉皮條做皮肉生意的，各色各樣，反正都能輕輕松松賺到貨真價實白花花的銀子。
天長日久，荊州城中的殷實富戶不知不覺就多了起來。
人一旦有錢了，追求自然就提高，品味跟著上來了，讀書人也多了起來。讀書人一多，城中的風氣自然而然就會變得優雅起來。
所以，荊州城在世人眼中是個“琵琶多似乎飯缽，措大多過鯽魚”的衣冠藪澤錦繡文華之地。
（注：措大，舊指貧寒失意的讀書人。語出《類說》卷，唐張鷟《朝野僉載》：“江陵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于飯甑，措大多于鯽魚。”）
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荊州城建城歷史長達3000多年。自公元前689年楚國建都紀南城，先后共有6個朝代、34位帝王在此建都。從“天下第一循吏”的孫叔敖，到明朝萬歷時期的首輔張居正，從荊州城走出去的宰相高達138位。這與讀書的風氣不無關系。
從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到張九齡、李白、杜甫、蘇軾……大批文人墨客都在荊州吟詩作賦。
其中最為有名的故事“關羽大意失荊州”就發生在此。
在距離荊州城東門外約莫里的樣子，有一個村莊叫作張家臺子村，那里便是張居正的故鄉。
嘉靖二十六十年，即公元1547年的那場科舉，是整個明代歷史上意義最重大的一次科舉。
那次科考，共錄取進士達300余名，其陣容之豪華，影響之深遠，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這300余名（209305，說法不一）進士，其中較有作為，于史書中留名的大概有70名左右。而這群人中，官拜尚書銜的就有10人，入閣輔政者3人。
這個數據與比例非常夸張，在整個大明首屈一指遙遙領先。
張居正就是那一年考中的進士。
除了張居正，還有以寫青詞被嘉靖皇帝寵信的李春芳，有剛直不屈以死彈劾的楊繼盛，有抗擊倭寇剿平內亂的殷正茂，有整肅海防擅撰雜劇的汪道昆，有治理漕運疏通河道的凌云翼，有背負盛名引領大明文壇二十余年之久的王世貞……等等。那些人對明代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都起到巨大的作用。
曾有學者這樣評價：嘉靖二十六年這場科舉是嘉靖皇帝執政前期推行新政的一次成果匯報，也是他留給隆慶、萬歷兩朝的一次人才大儲備，還是明代科舉的一次絢爛瞬間，更是留給后世史學家的一次饕餮盛宴。
但其實，必須承認，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之所以如此光輝奪目，與核心大佬張居正不無關系。
沒有張居正，這一科的進士也或許像其他科的進士一樣。像殷正茂、凌云益，都是張居正一手提拔上去的，像王世貞、汪道昆，如果不是張居正，他們的絕不會被那么多人記住。
因為張居正用人有著鮮明的特色，除了“重循吏、遠清流”，他還喜歡重用同學和老鄉，這給嘉靖二十六年的進士創造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發展機會，甚至包括反面的發展機會，比如：王世貞詆毀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