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十天的時間里，紗帽胡同上的張大學士府并沒有被監管起來。
明查清點馮保家產的消息，也只是在京城里流傳，畢竟清查的結果尚未刊登邸報而公開天下，但這個消息還是很快傳到了江陵城。
一來，馮保寫了一封信給朱翊镠。
二來，張大學士府的下人也第一時間送了一封信到荊州的張大學士府。
馮保除了通知朱翊镠和張居正，還為了表示對朱翊镠由衷的感激之情。
感激朱翊镠的未雨綢繆，否則這次恐怕真要栽了。萬歷皇帝現在都不高興呢，倘若以之前那龐大的家產，那還不得將他轟出紫禁城？
而張大學士府的下人是為了通知張居正幾個兒子，告知老爺連同馮保被道御史彈劾了，還牽扯出遼王案。
同時還將萬歷皇帝決定明查清點馮保家產的消息也一并告知，目的十分明顯，提醒六位少主警惕。
關于遼王案，張敬修他們六個人已經知道了，畢竟在這邊傳得很兇。
只是不曾想到竟還有御史彈劾他們的父親“寶藏逾天府”！他們父親是什么樣的人，還有誰比他們更清楚？
張敬修作為張居正的長子，得知此消息時氣憤非常，覺得那幫御史簡直太可惡了，不講根據亂噴。
其他五人兒子也是一樣，個個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立即飛到萬歷皇帝的身邊，為他們父親辯白。
張靜修更是跑到朱翊镠面前訴說抱怨一頓。他現在視朱翊镠為大偶像，當然也是鐵哥們兒，所以有什么話都會對朱翊镠說，毫無保留。
“居然有人彈劾我家寶藏逾天府，他們是不是瞎了眼？”張靜修上來第一句話就是這個。
朱翊镠已經見識過了給事中和御史那些言官們的厲害。當然本心而論他也是不服氣的。
這主要是因為，發展到這個時候的言官已經越來越不靠譜了。
都知道，明朝的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包括十三道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卻極為突出。
明朝從明初洪武皇帝開始，便從制度上賦予了言官廣泛而重大的職權，其中尤其為人們所關注的是規諫皇帝，左右言路，彈劾糾察百司百官，巡視、按察地方吏治等大權。
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衙門，從皇帝到百官，從國家大事到社會生活，都在言官的監察和言事范圍。
在古代社會，統治者為了有效地監察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向來重視對監察機構與監察制度的建設。
而在這方面，明朝所建立的監察制度與組織機構應該最為完善，由此形成的明朝言官群體也十分獨特。
按明制，這個群體總人數一般保持在兩百人左右，為歷代之最。
明朝的言官確實聲名顯赫，在政治舞臺上真正扮演了“獬豸“的角色，在諸多重大的問題中冒死上諫，秉直彈劾，做出了一件件震撼人心的舉動。
在明朝近三百年的歷史中，多次出現言官集體跪諫，不畏死難，或前赴后繼，持續極諫的驚心動魄場面。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明朝沒有哪位皇帝沒有受到言官的規諫。
如嘉靖皇帝沉溺齋醮青詞，不理政事，御史楊爵痛心疾首，上書極諫，被下詔獄，備受酷刑，數次昏死，仍泰然處之。其他言官冒死聲援，雖然付出了血的代價，但終使嘉靖顧忌退讓。
言官對皇帝的君德保持著高度的關注，諸如游戲國事、昏庸不振、生活奢靡、搜刮天下、大興土木、長期怠政等等，皆批鱗諫諍，彼伏此起，以致于皇帝也不得不忌憚。
除了皇帝，在明朝沒有哪位內閣首輔沒有受到言官的彈劾和抨擊，其中大部分首輔都是在言官的輿論攻勢中倒下政壇或離開要職。
如嚴嵩專權亂政，二十年間言官從未停歇對于嚴嵩父子的斗爭，雖然付出慘重的代價，彈劾嚴嵩父子的官員或被殺害或杖責流放，但從未停止，終使嚴嵩父子得到應有的下場。
明朝政壇上為禍甚烈的宦官同樣是言官監視、打擊的主要對象。
那些依靠皇帝或皇后逐漸權勢熏天炙手可熱的宦官，經常受到來自言官的輿論制約和沖擊。
馮保屢次被彈劾就是明顯一例。
最近一次彈劾他倒是笑了，那只是形勢所逼，之前每次都彈劾他都嚇哭了跑到李太后面前求饒。
此外，從中央到地方，言官在澄清吏治、除暴安民、以及經濟發展、邊防維護等方面都起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在明朝國家與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都可見到言官主動而積極的身影。
面對權勢與劣跡，言官們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這個群體前赴后繼的風節和勇于獻身的精神。
在明朝歷史上，人們熟知的諸如夏言、唐順之、海瑞、袁可立、楊漣等都曾擔任過言官，并在言官這個職位上留下了錚錚響名。
言官勇于直言極諫的高風亮節和精神，源于儒家的政治倫理、道德傳統的浸染和塑造。
在治國平天下這個人生目標的激勵下，眾多官僚士大夫恪守為國為民的基本原則，直言敢諫、以死而諍，所謂“臣言已行，臣死何憾”，其中雖然多有愚忠的內涵，但于國于民都是有益的。
當然，明朝從明初朱元璋開始，便賦予言官這個群體以極大的特權，并從制度上加以保障，這也是明朝言官敢言敢諫的重要原因。
可以說，明朝言官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忠實地履行著監督與糾察的職責，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前赴后繼，視死如歸，以力挽狂瀾于既倒為己任，形成一股強大的輿論力量，對于朝廷的各種權力體系起到了一種制約與規范的作用，同時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由于權力帶來的弊端，以及衍生出來的種種腐化因素。
但是，由于極端皇權的摧抑以及制度的局限性，明朝的言官群體不可能皆如人所愿，其中也不乏附勢茍全、趨利避害、甚至枉法殘民之輩。
尤其是到了明朝中期以后，隨著朝政的日益腐敗，不少言官為了個人或集團利益，身陷門戶，黨同伐異，朋比為奸，置國家命運于不顧，對于國家的衰敗起了助推作用。
這便是朱翊镠不服氣的原因。
此一時彼一時，準確地說應該是已經不太看好這個時期的言官了。
言官這個群體已經變了，起不到當初言官該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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