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向海洋擴張原動力的日益消失，應該是促使水師衰落的最明顯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這就得說一說，當初大明水師是如何強大起來的。
日本海島的海上威脅、海外貿易的高額利潤、人口向東南遷移而引起的對東南沿海防務的重視、為了消滅張士誠與方國珍的海外殘余勢力等等原因，構成了明初水師發展起來的動因。
后來就是為了對付倭寇。
而在明朝水師的重重打擊下，倭寇遭受重創。據載，十五世紀中葉，倭寇入侵只有十四次，其中十次被粉碎，倭寇不敢再大規模地進犯。
加上中日“堪合貿易”（明代外國來華進行朝貢貿易的一種稱呼，也稱為“貢舶貿易”）的興起，這樣倭寇組織者便等于有了合法的貿易渠道。
倭寇的威脅逐漸貌似不足為慮了。
在鄭和的武力鎮壓，以及明朝的招安下，以東南亞為基地的中國海上流民被消滅，尤其是陳祖義被消滅后，他們或投靠明廷，或銷聲匿跡。
這就意味著，自南宋開始形成的南洋華人貿易網被粉碎，已無法構成對大陸的威脅。不管是在海防安全方面，還是在貿易壟斷方面。
必須承認，海上遠征所帶來的光榮是巨大的。但也必須承認，朝貢貿易的利潤很快便消失了。
隨著明朝軍力的下降，和紙幣的貶值等原因，明朝廷再也無法用強行壓價和支付紙幣來賺取利潤。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1433年明朝能用半貫紙幣買到時價550貫的香料，能用50貫紙幣購買一兩黃金，而官方兌換率是400貫。但在1453年當香料市價58分白銀時，明廷需付7分現銀，朝貢貿易已經無利可圖了。
當沒有利潤可圖時，海洋擴張的源動力自然消失不見。
第二，沿海一帶人口的減少，也是水師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長達三個世紀的向東南沿海的人口大遷移停止了，大批人口回流內陸，比如：浙江人口從1050萬降至530萬，福建人口從400萬降至200萬，廣東人口從300萬將至200萬。
人口和經濟中心的北移，使得向海洋擴張的壓力大大減輕。
這一時期的一系列變動，使得明朝對海洋的興趣減少、缺乏刺激，水師衰落似乎不可避免的了。
水師衰落的第三個原因，明朝把資源投向其他方面。
倭寇的威脅固然是巨大的，但絕不是致命的，大明最大的威脅來自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騎兵。
洪武和永樂皇帝時代的遠征，使得蒙古人遭到重創，并發生了分裂。
但當明朝軍隊逐步衰落之時，他們開始發動了對明朝的反擊。
公元1449年，蒙古軍隊俘虜了明朝皇帝并直逼京師，防范來自于北方的威脅成為大明王朝的戰略中心，因此必然在海洋方向撤退。
大多數明朝官員們，不僅不了解水師的重要性，反而挪用本該用于水師的資源。
大運河開通后，他們把水師調往運河運輸糧食，水兵變成了運輸工人。
沿海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種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師人員被調往京城修建宮殿，本該用于海防的人力被運輸業、農業、建筑業所占。
最為可氣的是，短視的皇帝們大量挪用水師餉銀。
1425年停止海上遠征，所節省的經費被用來賞賜皇帝的家屬。1436年戰艦制造被大大削減，經費被用來修造皇帝的墳墓。
第四，明朝政權的腐化和地緣政治思想的落后，也是明朝水師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朝的腐化所帶來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皇帝挪用水師餉銀，宦官動用運輸船隊，軍官克扣水兵軍餉，并動用戰船進行走私活動，都造成了大明水師的疲憊不堪。
同時整個明朝陷入黨派之爭，沒人關心明朝的海上利益。
腐敗的危害顯而易見，但思想觀念的阻礙卻難以察覺。
中國古代地緣政治思想，有著兩個致命的弱點。第一缺乏海權觀，是典型的大陸性地緣政治觀。
中國并非缺乏航海傳統，在春秋時代就有了海上運輸和海軍。
但缺乏對海洋戰略價值的重視，只有像鄭和等少數人有這樣的戰略眼光。
鄭和艦隊的部分成員擁有海上探險精神，為此他們曾深入前人從未涉足的海域，他們實際上是進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第一批航海家。
然而他們悲慘的出身注定他們的努力是失敗的，這些中國古代罕見的航海家都是備受歧視的宦官，他們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會對航海的敵視。
以致于，明朝官僚們在1422年趁鄭和遠在海外之際，終于讓皇帝放棄了海外擴張的企圖，其中一個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讓他們感到恐懼。
不久鄭和被召回了，艦隊在海港中爛掉，航海資料被兵部銷毀，停止建造遠洋艦船，嚴禁海外私人貿易，將近在咫尺的制海權拱手讓人。
海權觀念的缺失，造成了國防戰略中的大陸，從而使水師得不到足夠的資源。
第二個致命弱點是，半虛構的中國中心論。中國人自古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把其他國家當作蠻夷。
沉醉在起初是真實的、然后是虛幻的，最后是偽造的世界中心地位中，不愿意去了解朝貢圈外的世界。
這個特征在大明表現很明顯，到了后來大清就更不用說。
由于落后的地理觀，當時認為鄭和已經到達整個世界，在海上沒有發現與中國可以抗衡的力量，因此保持水師也變得似乎沒有必要了。
中國中心論帶來的文化優越感，就是使得中國執行了一條世界主義的外交路線，盡管也有地緣政治利益和資源貿易上的考慮，但更加注重于價值觀的推行和文化的輻射。
得承認，這種對外戰略比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文明得多。
可也得承認，這種戰略容易漠視本國的戰略利益。
當鄭和粉碎了來自馬六甲海峽，錫蘭和爪哇的挑戰時，大明帝國實際上獲得了控制這些戰略要地的合法性，從而理論上可以控制亞歐國際航路。
然而，國人傳統的懷柔政策，再次導致坐失良機，否則葡萄牙人根本就沒有機會進入遠東。
民族國家意識的缺失，造成了明朝海外利益的自動放棄。
這一切加在一起，便造成一個更可悲的結局：當西歐國家為了建立海軍不惜向威尼斯銀行家借貸時，明朝兵部官員劉大夏卻將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歷經鄭和船隊數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航海資料給銷毀了，而且幾乎受到明朝所有官員的一致稱贊。
倘若鄭和泉下有知，肯定死不瞑目棺材板都壓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