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侯一開始也很感興趣，以為那些思辨他也想不明白，對啊，明明鄉下更容易謀生，糧價更低，吃的更保，卻為什么還要留在城里呢，城里物價高，生活水平低，為何不回鄉。
這個問題不是歸納總結和推理思辨能得出答案的，因為總有人從農村進城，也總有人從城里返鄉。直接去問他們，答案是千奇百怪。有的城市窮人覺得，留在農村沒意思，城里有大戲臺，有青樓，有酒肆，有各種各樣的稀奇玩意，這是貪圖花花世界的人。也有人覺得，城里更容易發財，在農村一輩子也就那樣了，得出來闖一闖，搏個富貴，畢竟這是初期商業社會，各種進城發財的傳說故事，不比海商的鬼怪傳奇少。
可這些一定不是主流，隨著越來越多的答案出現，一個真實而不合邏輯的結論出現了：城市事實上比農村更容易謀生！
城市工資比農村高一點，可是城市物價要更高，工資比物價，城市人的相對收入更低。調查也確定，城里人比農村人吃的食物更少，更寒酸。可在這種情況下，城里人竟然還能存下一點錢，而農村人反倒是更不愿意存錢，他們住在土豪的屯堡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的十分穩定安逸，自然沒有風險意識。城里的雇傭關系并不穩定，雇傭雙方沒有血緣關系，市面不好說解雇就解雇，因此城里人會存下一點錢防備。
如果不是親眼看到了，李慢侯也會覺得，人肯定會選擇更安逸的生活，給自己的二舅、三叔當長工，就算偶爾窘困，借錢也容易。可是人口依然是往城市流動的，只要人不被束縛在土地上，他們就會往城市里集中，帶來城市化，越自由的社會，城市化率就越高。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如此，城里社會分化最為嚴重，最底層的民眾比農村更苦，但人口依然往城市里流動，形成大片貧民窟也不走。
李慢侯有自己的猜測，雖然城里底層民眾生活水平低，但有一些其他補益。城市貧民壓縮自己的衣食開支到最低限度，卻多多少少會有其他消費。有明確的證據顯示，城市貧民身上的衣服比農村窮人更鮮艷，哪怕同樣破爛；城市貧民每年看的戲，比農村窮人要多的多，都是免費的大戲；城市貧民的子弟還擁有比農村窮人子弟更多的讀書機會，官府的鄉學不可能覆蓋所有人，只挑選最聰明的兒童免費入學，但還有一些富人開辦的慈善學堂，機會要多一些。
也許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但數以萬計的做出的群體選擇，必然受某種規律約束。
最終落到實處，肯定還是因為城里的工作機會比農村更多，雖然不穩定，全日制的工作也有可能失業，但即便是打零工，城市居民每年工作的時間，也比農村短工只在農忙時干活的時間長。因此平均下來，城里的收益更多。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的批評太多了，李慢侯也受到了影響，他也開始反思這種絕對的自由競爭的利弊。利大于弊是肯定的，那么弊端能不能有效避免？現代社會的做法是福利制度，雖然東藩府的財政收入已經極其豐厚，但肯定還比不上現代社會，因此不可能推行覆蓋全面的福利制度。那樣的福利制度，連西方發達國家都扛不住，更何況宋代時候的一個重商藩鎮呢。
要不要濟貧？
李慢侯開始考慮這個問題，濟貧是不是政府改作的事情？
現代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是貧民運動博弈的結果，而不是社會精英的良善驅動。精英的良善行為那叫慈善，不是福利。福利是征服提供的一項服務，通過轉移稅收的方式，對弱勢群體進行津貼。
從經濟上來講，這違反逆優勝劣汰原則，是低效的。無數經濟學家反對這種經濟策略，比如他們認為設置最低工資標準，會使雇主轉向雇傭更少人的經營模式，會帶來工作計劃的減少，更不利于窮人。福利政策，只會造就爛漢，只對最有優勢的群體有利。他們通過福利政策，讓窮人失去了上進心，讓社會階層固化。窮人開始茍且，富人地位加強。
英國有很多貴族學校，富人花費大價錢將孩子送進去，接受嚴格的教育。而普通公立學校，卻推崇素質教育，學生貪玩，隨性，缺乏自律。貴族學校的孩子畢業之后，進入了牛津劍橋深造，窮人的孩子畢業之后進入了工廠做工，接受福利，衣食無憂。
面對這種私人貴族學校壟斷大學學位的情況，英國政府試圖改善，所有人都以為，貴族學校的學生更容易考入一流名校，是師資力量更強。于是政府撥款，提高了公立學校的師資力量，讓平民學習的老師水平跟貴族學校相當。可最后發現公立學校的學生，依然考不過貴族私立學校。教育家進行深入調查，發現兩種學校最大的差別，不是師資和硬件，而是學習文化。即便有了好老師，可平民公立學校的學生依然不好學，誰好好學習，還會被嘲笑和排擠。而學生的藍領階層父母，也并不在乎孩子的學習成績，反正他們畢了業也有福利保護。
于是得出這樣一個恐怖的結論，富人已經通過福利政策，買斷了窮人上進的通道。
面對這種情況，李慢侯產生了兩難，其實濟貧很容易，掏錢就行了。每年掏出多少錢，公示出來，他能獲得名望，能改變形象。可是財政這樣花出去了，能真的起作用嗎？他可以增加稅收，或者從其他項目上縮減開支，然后給每個窮人發饅頭，甚至逢年過節的時候，給每個窮人分一點肉吃。
但這樣真的能改變他們的窮困狀態嗎？
這是假的濟貧，是為了博取名聲的手段，有錢人花錢買名聲是他們的自由，但政府將公共資源這樣浪費掉，并不合理。雖然李慢侯知道，總有一天中國人也會走這一步，但不是現在。現在他不需要擔心不濟貧，社會就會崩潰，窮人有怨氣就能推翻政府的統治。
但他還是要濟貧，只是方法不同，他要真的濟貧，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李慢侯決定強迫所有窮人送孩子讀書。
他是一個很重視教育的人，從他擁有治權開始，最先恢復的除了軍事外，就是教育。鄉學、縣學、府學三級體系，被他當做小學、中學、大學來推行。鄉學進行開蒙，識字即可。縣學進行邏輯培養，接觸數學、幾何學習，府學開始進行更高級的地理學、天文學以及大量通識教育，包括學習孔孟這樣的傳統學問。最高級的山東府學，則是兼容包并，在已經培養出傳統世界觀的基礎上，開始用中國式的思維，對其他文明進行解析，借助其他文明的思維方式反向解析中國文明。
李慢侯覺得，真正的濟貧，是徹底改善窮人上進的渠道，給他們開辟一條上晉通道，比給他們一只雞重要的多。可人在窮的時候，渴望的往往不是知識，而是面包。
所以他打算通過改變教育的方式斷窮人的窮根，卻不一定能得到窮人的歡喜。好在他現在處在不需要取悅民眾的地位，他不是現代政客，而是古代親王。
于是從紹興十八年開始，李慢侯開始推行普及教育。以前每年支出的教育經費是三千萬貫，占了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卻只能滿足十分之一適齡兒童入學。為了讓窮人子弟得到平等的機會，學校是免學費的，而且提供飲食。但依然有不負責任的家長，將他們那通過嚴格考核的聰明孩子從學校里帶走，只為了他們從七八歲之后有用的一丁點可憐的勞動力。
現在要強制了，所有窮人子弟都要求入學，至少學完五年的鄉學開蒙課程。至于能不能完成開蒙，讀書識字，看個人的造化吧。能給與一個機會，已經超越了時代。
為此李慢侯需要將財政增加一半，光是向教育機構就要投入四五千萬貫資金。
他可以讓學校承擔一部分壓力，一個先生必須帶更多的學生，之前的標準是三十個，現在增加到六十個。孔子還有七十二門徒呢，六十個學生可能無法全部兼顧，平均質量下降，但數量會增加。這樣可以壓縮更大師資支出，將效率提高一倍。可是開支依然會很龐大，因為提供給學生飲食，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因為數量實在是太巨大了。
這些年，隨著土豆、玉米等高產作物引入，能養活的人口更多，只要能養得起，中國人就傾向于多生，盡可能多生。所以每次大亂之后，中國人的數量往往可以在一代人之內恢復起來。李慢侯最初割據山東的時候，整個北方不超過一千萬人，可如今光是山東一地，就已經擁有了一千萬人，河北東路人口三百萬，燕云地區也恢復到了兩百萬人口。兩廣沒有遭受戰亂，如今加起來有五百萬人了。許多孩子都是在這十年間生育的，人口結構很年輕，一方面是勞動力充足，另一方面是適齡兒童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