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航道持續延伸，東藩府的財政收入也是持續增長，現在國內的兩稅收入已經很少，農村土地收入總計只有兩百萬貫，這跟宋朝祖制里的上供是一個級別，已經不算輕了。
主要還得靠商稅、地稅，商稅主要指的是鹽稅、港稅這樣的收入，地稅指的主要是城市地產稅收，地稅是大頭，各大城市、集鎮，總計能收到五千萬貫收入，地稅是極高的，但其他雜稅都不會出臺，在東藩府經營，該交多少稅是明明白白的，不會多也不能少。
由于地稅太高，被認為是城市百姓窮困的主要原因，因為地稅太高，租金就多。哪怕非商業區的地產稅是十分低廉的，相差可達上百倍。體現在房租上，就是繁華的地段，一間同樣大小的地塊，一天租金可能高達一貫錢，同一座城市，后街尾巷的地塊，每天可能只需要幾文錢。
目的是通過稅收，將有價值的地皮，交給最能使用他的人手中。不能利用地皮的人，可以居住在偏僻的地方，甚至可以搬到鄉下或其他城市，這是商業原則，以效率為先。
地稅已經很高，齊州如今的人口已經增長到了五十萬，每年征收的地稅高達五百萬貫，是東藩第一納稅城市。而揚州人口增長更快，已經達到一百八十萬人，地稅也不過如此，相差比以前更懸殊。
所以在地稅上挖潛力，已經不行了。只能想其他辦法，鹽稅也不能增加，征收的鹽稅這幾年實際上都在下降，已經降到了八百萬貫，因為每個吃鹽的百姓得分攤鹽稅，每個人都要吃鹽，因此每個人承擔的鹽稅差別不大，稅收更多是壓在了窮人身上，富人不在乎一貫錢，可窮人卻承擔不起，增加鹽稅不合理。
但是港稅還有很大潛力可挖，一億貫稅收中，地稅占了一半，其次是礦稅，燕云、山東都是多礦地帶，礦稅有兩千萬貫。還有一千萬貫金融收入，通行全國，甚至沿著商道貫通中西、大洋的紙幣、匯兌業務，每年能有一千萬貫的鑄幣稅。最后一個大項，就是進出港稅，只有一千萬貫。
如今海貿已經極為紅火，出海發財的商人家資巨萬，以前為了鼓勵出海，稅率很低，如今該到了收割的時候。
進出港都要交稅，稅額是每艘船一百貫，內貿小船是免稅的。每年收一千萬貫，意味著有五萬艘海船出入。這個數量已經意味著一個非常發達的貿易頻率了，李慢侯記得，大航海時代的荷蘭被稱作海商馬車夫，壟斷了大多數海外貿易，所擁有的商船數量也不過一萬五千艘。宋商如今壟斷全世界最大的農耕帝國中國和印度的貿易，比以歐洲為中心的海商馬車夫商船數量多幾倍很正常，但也意味著此時的海貿水平，很可能已經跟16世紀的荷蘭相當。
有一萬五千艘海船的荷蘭人，在只有兩百萬人口的基數上，就可以創新出現代金融業，誕生了股票、債券和股份公司，現在有五萬艘海船的大宋，以一億人口基數，同樣也誕生出了很大規模的金融產業，其中就包括債券發行和保險業，但股份公司還沒出現，宋商出海的風險，更多是實力雄厚的海商分擔，不需要像荷蘭人那樣，集全民之力開設東印度公司才能闖進大海，因為宋商勢力更雄厚。
金融水平越高，財政收入理應相應提升才是。英國人在工業革命之初，就擁有年收入三百萬英鎊的水平，相當于一千多萬兩銀子，一億貫銅錢。不過由于美洲白銀涌入歐洲的關系，一千多萬兩銀子，實際上不可能有一億貫銅錢的購買力，但幾千萬還是有的。
商業社會的財政能力驚人，從任何一個環節征稅理論上都一樣，但會有一個傳導時間，所以李慢侯希望先讓富人分擔，等幾年后傳導到窮人身上的時候，也許發展的經濟已經稀釋掉了這些增加的稅收。
李慢侯不想打擊內貿，這是推動國內協作分工的好事，大宋每年制造的海船超過萬艘。絕大多數都是這種內貿海船，宋國本來就是船舶制造大國，靖康之變以前，每年就能生產漕船三千多艘，如今擴大了十倍都不止。這種沿海內貿海船，載重量三千石以下，跑遠洋很危險，做內貿很合適。在沿海地區每年活動的內貿海船超過十萬，讓海運糧食、布匹這樣的大宗商品運費壓低到了貨價的十分之一左右。
這樣的低廉物流成本，已經可以引導出很復雜的分工體系了。遼東的黃牛角、蘇湖的生絲，海州的魚鰾，溫州的竹子，通過水路運輸到揚州、齊州這樣的工商業城市，加工成弓箭又出口到遼東、草原，如果不是有低廉的運費，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廣泛的分工協作，跨州府的物資周轉，必須借助行政力量，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完全靠著商業渠道，制造出來的弓箭就能比官辦作坊還便宜，便宜到草原人自己都不制作弓矢了，造不如買。
海貿成本也在下降，明州一帶的佛寺用日本檜木建造廟堂已經十分尋常，這在宋朝以前是無法想象的。
一提到中日古代溝通，普通人往往想到唐朝，想到遣唐使和大化改新。事實上宋朝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更大，因為宋朝跟日本的溝通，雖然沒有那么張揚，很少有官方活動，但是民間卻非常活躍，任何交流，一旦進入民間，就意味著規模成幾何倍增長。廣度和深度，是官方無法匹敵的。
所以李慢侯決定將新增稅收加在這些外貿船上，出港稅不能增加，但進港稅可以大幅度增加，每年進出東藩府控制的遼河港、旅順口、北河港（天津）、登州、膠州、齊州、海州、廣州等港口大海船，不下五萬艘，光是登州每年進出港的遠洋海船就不下萬艘，不但通往日本的海船大多走登州出港，往東洲貿易的商船也從這里出發。往南洋貿易的商船，北方走膠州，南方走廣州，尤其是廣州，每年進出的商船數量同樣是超過萬艘的。
夾在進港稅收上，主要是因為這更多能讓富人承擔稅收。這畢竟是一個工業前時代，海洋貿易更多跟奢侈品相關，尤其是宋國這樣的生產大國，大多數東西都不缺乏，需要進口的往往是真金白銀，這些大多是海商的盈余，向海商征稅，他們是最肥的的扛得起；除了金銀之外，還有香料、武士刀、倭扇、古玩、象牙、玳瑁、貓眼石，這些東西肯定不是為平民百姓準備的，進港商船帶來這些物品，那么向進港商船征稅，實際上就是在向消費這些物品的富人征稅。
每年進港的商船五萬艘，多收一千萬貫，每艘就要多收兩百貫，這可比現在的進港稅翻了三倍，從一百貫增加到了三百貫。雖然對于大海船動輒帶回數以萬貫計算的商品來說，這點稅收不算什么。但問題是，宋朝的海岸不都在東藩府手里掌控，東藩的港稅高了，會趕走進港商船，海商可以去上海，去明州脫銷。因此也不能加的太多，否則他們就不來了。
所以李慢侯只打算先加收百分之三十，也就是每艘進港船加三十貫錢，應該不至于讓商船離開舊有的商業渠道徹底東藩港口。這樣能增收一百多五十萬貫，遠遠解決不了困難。
對這些有選擇的商船加稅有顧慮，但對沒有選擇的港口征稅，那就容易多了。李慢侯手里掌握的是一條黃金通道，許多港口是商船無法離開的。比如澎湖以南的一些港口，呂宋城、湄公城、獅子口、卅女城、永恒城、卡拉奇、霍爾姆斯、巴士拉，這些港口城市，如果繞開的話，宋商損失會十分巨大。
如果不在湄公城停靠補給，選擇北方的占婆國，也不是不行，但那里是占城人管理的，跟宋人的商業文化差異太大，這種轉港，可就不是上海轉明州，或者海州轉通州那么簡單了，需要面對巨大的信息成本，因此即便加一倍也不太可能有商船轉換停泊地點。
這些城市里，有許多城市的稅收潛力巨大，比如恒河口的永恒港、印度河口的卡拉奇，霍爾木茲島、巴士拉，為了鼓勵商貿，之前都采取了很低的賦稅，如今也該讓稅率回歸應有的水平了。
巴士拉是一座繁華的大食國城市，不但有商業還有手工業，跟巴格達差一些，可也差不了多少，巴格達這種城市，每年能給契丹人繳納一百萬金幣的貢賦，雖然哈里發有回教世界的支援，但本身收入也在幾十萬金幣以上，巴士拉這樣的城市，收個二三十萬金幣是不成問題的，連花拉子模都能每年額外提供給大石三萬金幣，這些中西亞的商業城市，是非常富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