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哈巴德的炮火打的再如何猛烈，遠在南京的朱允炆也不可能聽得見，他手里最后一份有關西南的軍報，還是朱允熞這個弟弟與軍備接收后送過來的。
朱允炆的工作重心壓根就沒有放到印度，在跨過建文八年的門檻后，他已經開始著手朝堂之上新的人事任命了。
郁新順利的完成自己的仕途最后一站，這個自洪武初開始在戶部任職，一步步官至大明文華殿大學士的財政負責人站完了最后一班崗，致仕歸鄉。
本來建文九年是郁新的七十整壽，朱允炆有心把郁新留在南京，由朝廷出面給他辦一場體面的壽宴，但是被前者婉拒了。
打點行囊，告別門生故舊，帶著自己幾名忠心的老仆，一如當初的暴昭，輕描淡寫的離開了南京城。
他的時代使命完成了。
雖然郁新的政治手段略顯差勁，但也恰好是因為他的軟弱，致使江西黨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不得不各謀生路，轉而投靠進像朱高熾這個吏部尚書，間接性投入了宗親勢力的懷抱。
大明的朝堂勢力，進入一個短暫的平衡期。
而后，朱允炆降了恩旨，為楊士奇復了職，將一個已經完成重新洗牌的大明政局重新交到了這名江西士子的手上。
而就在大家伙議論紛紛，猜測誰會接替郁新留下的權力空白時，一道新的圣旨讓中樞朝局再次被炸了個底朝天。
“五年計劃迄今已三年，取得了非常喜人的成績和顯著進步，這是內閣領導有方、是各部署衙督促有力，更重要的，還是我大明自上而下每一個臣工、百姓的通力配合。
有鑒于此，朕與內閣共議之后，制曰于朝堂，曉諭天下，決意成立工商聯合總署，統籌協調全國各省工、商之發展，群心群力構建更為繁榮富強的大明商業體系。
由內閣大學士嚴震直轉任工商大臣，專職司工商聯合總署之事，領受正一品俸祿。
各省糧長、商會會長補為工商聯成員，無品軼，領正三品俸祿。”
嚴震直也退閣了。
之所以將嚴震直趕出內閣，純粹便是朱允炆為了更好的細分政治和資本之間的距離。
政治決不能資本化，資本也一樣不能政治化。
嚴震直的立場身份和他的背景關系注定了他將來會成為新興資本集團的代言人，那么就要在資本誕生和壯大之前，先把嚴震直從內閣踢出去。
國家的政事怎么處理跟嚴震直將再無關系，但國家的資本如何發展，將會由這個新的工商聯總署來統籌負責。
工商大臣，無品軼但領受正一品的俸祿，已經是朱允炆給到資本最大的鼓勵了。
將全國各省的糧長（地主階級）、商會會長（資本階級）全部收攏進工商聯之中，就代表著朱允炆打算由中央親自出面，來協調處理兩個階級之間將會出現的沖突和矛盾。
雖然，任由新興的資本壯大可以動搖和對舊有地主階級產生沖擊，但同樣，也會使得資本這只幼獸快速的壯大，長遠來看，不利于國家的穩定。
因為，傳統的依靠土地來享福的地主們，絕不可能是手握海量流通財富的商人們的對手，后者可以動用的社會資源力量將會隨著資本的壯大而迅速串聯出一張巨大的交互網。這個優勢，是地主階級所不具備的。
大明，只會姓帝，絕不可能姓資！
但朱允炆又不可能完全放棄資本，要不然他就沒有必要想辦法構建銀行業了。
資本有其危害性，也有顯著的積極性。
工商聯的成立目的就是為了遏制其危害性而發揮其積極性。
嚴震直走的倒也干脆，或許他心里早就做好了這般準備，畢竟幾年前的官員適用條例頒行之后，他就有這種預感。
他的兄弟、子侄經商的不在少數，雖然每年都會準時準點的向當地商管部門申報收入和繳稅，但這終究是拖了他的后腿。
早離開早好，省的將來萬一被自己的家人連累，就怕不僅僅是丟官棄職那么省心的下場了。
再說了，擔任這個新成立的工商聯大臣，嚴震直細細一想也不是什么壞事啊。
好歹待遇上他領受的正一品，也算等同于三殿學士銜了。
雖然他嚴家看不上這一年幾千兩的俸銀，要的，是這么一層顏面。
郁新致仕、嚴震直退閣，內閣輔臣中一下就空出了兩個位置，尤為重要的，便是浙黨在朝堂之上的頂梁柱全沒了。
而隨后朱允炆的選材又補上了這個缺口。
戶部尚書夏元吉增補入閣，一步到位的成為了新的文華殿大學士，解縉終究是沒能走上這一步。
他是個神童，大了是英才，但也僅限于此了。
編修好《建文大典》和各種各樣的皇帝語錄、思想精要才是他的任務，搞文字的就安心搞文字。
缺乏大局觀仍然是解縉身上明顯的弊端，朱允炆不可能視而不見。
夏元吉雖不是浙江人，但他從入仕以來就跟著郁新一路在戶部耕耘，是在浙黨的懷抱中長起來的，自然被浙黨奉為天然的接班人。
除了夏元吉之外，余姚籍出身的禮部尚書王謙也順利增補入閣，另一個呼聲極高的吏部尚書朱高熾并沒有能夠再進一步。
后者被朱允炆平調到禮部接王謙的班了。
而新任的吏部尚書則驚掉了全天下人的眼球。
天字一號馬屁精：許不忌！
這是什么神仙操作？
讓這么一個玩意擔任吏部天官，那以后天下中下層官員的選拔，不都是一丘之貉的馬屁官了嗎？
“眼下，《建文大典》的編修工作已經接近尾聲，《建文皇帝語錄合集》、《建文皇帝思想精要》的收錄工作也在逐步完善，讓許不忌來做這個吏部的尚書，很明顯是陛下要為后幾年的省考、國考推行，逐步替代科舉制做準備了。”
這個任命，楊士奇一眼看出其中端倪，他向一臉忿忿不平的解縉解釋道。
“中央其實并不需要地方官有多少自己的施政主見，一五計劃結束就必然會有二五計劃。
中央真正需要的是能夠全面貫徹中央指示和領會中央精神的執行者而不是自以為是的決策者，全國一盤棋，陛下行事向來通盤考慮，那么地方要做的就是高度配合。
讓許不忌來做這個吏部尚書，可以有效避免‘唯才是舉’的現象，以后的政治選拔生態，將會‘唯應是舉’。
一呼百應的應，中央說什么，地方就怎么應。”
新儒黨的優勢就在這里，南京發一道命令，說要干什么，他們那是一點折扣都不會打的。
讓干什么干什么。
將全天下整合到中樞、整合到皇帝的手里，那才是朱允炆提拔許不忌的目的。
“今年陛下已經給通政司下過了指示，《建文大典》等著一旦編修完成，就要全力加印供給地方，將來地方省考勢必會變革，甚至包括在這南京城舉行的國考。
選出來的官，就是通曉各類知識的‘新’官，你問他們四書五經、經史子集，他們可能一竅不通。
但你要是問時政、問治國。
他們能給你成本大套的背出一大段陛下的政治理論，唱半宿的高調。”
楊士奇仿佛已經看到了十年后，一大批地方官坐在高懸朱允炆畫像下的明堂之上，案牘放著無數本跟朱允炆這個皇帝有關的書籍。
一開口，就是什么五年計劃、中央指示。
就是貫徹建文皇帝與某時某刻講話精神。
想到這，楊士奇就笑了起來。
遍數歷朝歷代，恐怕也僅此一朝的皇帝，能夠做到朱允炆這個地步，將全天下所有的權力盡收與一身了。
“什么黨不黨、派不派，哪還有什么兵儒法道雜墨亂七八糟的教派，好好領會皇帝思想才是做官的第一要素。”
楊士奇沖解縉批評了一句：“你上不了這一步，郁新到致仕沒能當上內閣首輔，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你們兩人從心里就沒有重視這一點。
治天下先治官，陛下要治官的想法從當年剛剛登基的時候就表露過，那時候時機不成熟、阻力大，陛下不得不放棄。
隨著批孔倒儒運動，陛下權威已達盛極巔峰，勢必舊話重提。
這個時候我們為人臣的不配合，那不就是陛下眼中‘沒有大局觀’的表現了嗎？”
沒有大局觀，你還做哪門子內閣首輔。
楊士奇這邊還在教誨著解縉，書房外步履聲匆匆，府內下人來報。
“閣老，宮里來了公公傳話，陛下召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