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殿里的氣氛凝重到了極點。
至于被許不忌矛頭直指的黃觀更是早已渾身抖楞起來，密密麻麻的汗水自額角開始，順著臉頰一路流過脖頸，將整個前襟都濕透了。
看看許不忌給他扣的這兩頂帽子吧。
政治投機主義和政治修正主義！
這兩個詞，所有有資格參加大朝會的官員都不會陌生，因為大家伙經過這么多年，已經都熟讀過《建文大典》了，而在《建文大典》中的《政治篇》，收錄了一篇名為《神宗年荀孟之變》的文章，這篇文章講述的故事是在北宋神宗年間，王安石主持的變法過程中，以王安石為首的革新派與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之間的政治博弈。
在這篇文章中，朱允炆這位建文皇帝做了批注，就將王安石定義為了政治投機主義，而將司馬光定義為了政治修正主義。
其在批注中如此寫到。
“做官施政，不能光拿眼睛看著權力，把全副精力都放在鉆研如何攫取政治紅利和投機取巧當中，搞政治不是餓了三天沒吃飯，恨不得把自己撐死也要想盡辦法往肚子里塞雞鴨魚肉。
凡是在政治生涯中，一味惦記投機取巧的，想著耍小聰明換大權力的，我們發現后，要及時將其罷黜，并要引以為戒。
王荊公是一位出色的、頗有造詣和能力的國士，即使無法真容相見，朕亦神交日久，但其為了攫取個人權力，實現個人政治抱負，豪言‘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在思想上與迫切想要奪權，廢除‘天子與士大夫共天下’這一制度性制約的宋神宗達成政治默契，從而得以青云直上。
主持變法后，其舉起‘恢復周禮’這一政治大旗，無視時代兩千年之變遷，大唱宗法制度與倫理的高調，搞政治排擠，搞黨同伐異。
更是為求成績，在缺少法理基礎、法權基礎和法制基礎的條件下，強行推廣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政，企圖以此來解決國家財政問題。
導致地方頻繁出現與民爭利之事，雖國家財政有所好轉，但其‘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政治目標并未實現，民力多有枯竭，抑制地方兼并的打擊也變成了導致地方地主階級與自耕農之間相互斗爭的禍因，在其離任宰輔后，矛盾爆發風云激蕩，地方百姓起義之事層出不窮。
有政治投機主義的，我們應冷面相對，堅決不可同流合污。
而比政治投機主義更可恨的，便是政治修正主義。
這群人不僅不能成為我們的同僚，更是我們的敵人，這群人毫無政治底線、政治立場，大搞兩面三刀，往往這群人還喜歡滿嘴道德仁義，偽善偽謙。
他們喜歡走哪都帶著為國為民、為江山為社稷的忠恕君子的偽裝，實際上的所作所為無不是在搞破壞。
為官為政，對就是對，錯就是錯。腐敗就是腐敗，廉潔就是廉潔，這也是相對立且絕不兼容的。
哪有所謂的‘只要腐敗不狠就屬于一般化廉潔’這種貽笑大方的定義，更別提‘對立有大功的，只要其犯下的錯誤不大就應該免于處罰，不可矯枉過正，以免傷到更多官員的工作熱情’這種完全思想上扭曲的悖論。
立功有獎賞制度，犯錯的自然有處罰制度，哪有將不處罰其罪責當做一種獎賞的道理？
嘴里喊著法治卻在反法治，喊著為國家卻在反國家，就是修正主義。
司馬光等守舊派滿嘴祖制、江山、社稷和百姓，卻為了自己的一己私權、私利而反江山、反社稷，阻撓變法、破壞變法甚至是公然對抗變法，煽動其麾下依附的門閥、地主把地方搞得烏煙瘴氣，大肆破壞國家的道統和法理，以至于中樞處于嚴重的政治內耗，而地方更是一片混亂，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義思想。”
在《神宗年荀孟之變》這篇文章的批注中，朱允炆對投機主義、修正主義做了解讀，并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那就是厭惡投機主義，痛恨修正主義。
無論是哪一種都不是什么好的評語。
如果僅是前者，還相對好接受一些，畢竟最多只是一個丟官棄職，被罷黜為民的下場，但如果是后者，黃觀就一陣脖頸發涼。
這是要掉腦袋的啊！
緊張、恐懼、惱恨和憤怒充斥著黃觀的大腦和心胸，他也因此張口結舌，完全失去了辯解的思維能力、語言組織能力。
當朱允炆的目光投向他時，黃觀噗通一聲跪在了地上，用盡畢生的力氣哭喊起來。
“臣冤枉啊！”
這一刻，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黃狀元，唯一能說的，只剩下這么一句淺陋的冤枉了。
朱允炆本只想著讓許不忌治治黃觀沒腦子的小毛病，萬萬沒想到許不忌三兩句能把黃觀給逼上死路！
要是這個時候他這個皇帝開口的話，那黃觀唯一的下場，也就剩下一個殿外杖斃的結果了。
沒辦法，朱允炆只好看向楊士奇，后者心中明悟，站了出來。
“咳。”
這一聲輕咳，于黃觀而言無疑堪稱仙音一般。
楊士奇將攏于袍袖中的雙手抖落出來，離開班列向朱允炆淺施一禮后說道。
“陛下，今日四川的成績，在乎于四川當地的官員。而四川當地的官員之所以能做出這份成績，在于以陛下之圣言編著的數本文選。
在這一點上，那是不容置疑的，先賢是幾千年前的，他們留的書也是用來治理幾千年前屬于他們那個時期的國家。
先賢從未說過或在書里寫過，要后世子孫繼續奉行他們的思想來治國，所以今日許部堂和黃部堂之間的爭論，純屬是無端之爭。
若是先賢有眼，可能還會笑話兩位部堂這不成熟的爭論呢。”
楊士奇的玩笑打趣，讓所有人都樂了。
說的對啊，先賢壓根就沒要求過后代必須怎么怎么著，更沒有說讓大家捧著他們的書治國理政，因為先賢自己都知道，一個時代本就應該有一個時代專屬的治國方法，后代兒孫總不會傻的連這個道理都不知道吧？
可能先賢們自己都沒有想到，他的后代徒子徒孫還能整天四處引戰，害的他們這些祖宗都死上千年還跟著挨罵，沒事還被拖出來鞭個尸，先賢們冤不冤？
“因時制宜、實事求是，這是為官施政之基本，這一點有什么好吵的？”
楊士奇轉頭看向黃觀，批評道：“黃部堂適才屬實是無理攪蠻了，四川的成績應該得到承認，鄺奕和等人能夠及時轉變思想，合理運用更適合當下的理論和學的思想精神，這一點更要大家向其學習。
不能為此而生爭強好斗之心，非要雞蛋里挑骨頭的找出人家的毛病，要多看看、多學習別人的優點，而不是找毛病挑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句話，黃部堂都能忘，屬實是不該的。”
批評完黃觀，楊士奇緊跟著又說道起許不忌來。
“許部堂方才說的很好，四川官員此番是用成績來說話，來證明了陛下當初力主改變取材方式之國策的正確性，充分表明，即使不學四書五經、程朱理學考錄的官員，也有能力做好官。
所以，我們要鼓勵更多的官員向四川學習，但也要保留大家看書的權力。不能說，四書五經、程朱理學在做官上比不上《建文大典》就連讓人家看的資格都沒了，這不合理。
本官微末之才，蒙圣恩才忝居奉天殿大學士之位，素日里誠惶誠恐，便獨好看書，以此涵養自身知識。閑游雜志、風土人情等偶爾也有涉獵，便想著看兩眼增長些許見識，這些書里也沒有治國之道，難不成也要都給反了。
黃部堂一時狹隘無知，有失言之處，完全是因為其知識、思想上還有待學習，大家同朝為官，還是要多多幫扶，這才附和陛下曾說過的‘全國官員，理應通力合作，要在政治高度上達到全國一盤棋’。”
兩邊各打八十大板，看似楊士奇是在攪合，但句句都有出處道理，由不得兩人不服氣，尤其是早早將二人之爭，定性為因狹隘偏見導致的‘無端之爭’更是把這件事大事化小。
錯肯定都在黃觀身上，但不是啥殺頭的大罪，就是心胸狹隘了些。
大家同朝為官，在這種事情上，要多多批評勸導，而不是除惡務盡的恨不得直接砍腦袋。
話到了這個份上，黃觀要是還聽不懂，那他就真的該死了。
黃觀先是沖著朱允炆磕頭：“陛下，臣有罪，臣一時愚昧無知，惡言重傷同僚，求陛下降罪。”
告完罪，又可憐巴巴的看向許不忌，誠懇道。
“許部堂，末才鄙陋不堪，心胸狹隘自私，讓部堂見笑了。”
許不忌只好閃身，人家黃觀現在跪著呢，他雖然不用跪回去，但也萬萬不敢生受。
只好側躲到一旁，溫言道：“黃部堂嚴重了，適才我也有不當之處。”
倆人和解，皆大歡喜了。
朱允炆總算放下了心，便出口為此事定了調子。
“黃觀因個人愚私偏見，惡言重傷同僚，就打廷杖三十，罰俸一載，另飭其回府閉門一月，好好讀書學習，教育部工作暫由左侍郎署理。”
黃觀如蒙大赦，喜極而泣的頓首磕頭。
“臣謝陛下隆恩。”
說罷，便老老實實的被兩名大漢將軍拖出去打屁股。
廷杖三十、罰俸一年。
也算是從生理和腰包上給予了雙重懲罰，為一句妄言付出這般代價，已是不輕了。
一場所謂的三反政治爭議風波，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