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郎確實找對了人，張橫迫于經營壓力，這兩年一直待在遼東維持生意，稔熟各地情況，是一個非常稱職的活地圖。
張橫有意拓展業務，刻意接觸南來北往的商賈游人，對這些人的需求自是比較清楚，交談中便投其所好。
其人不僅對遼東各地的交通、客流等經濟情況了如指掌，還對各地風土人情、特色產業也如數家珍。
甚至，張橫還猜到武大郎遠來，身上現金不會太多，貼心的為他指明同舟銀行遼東各分行所在位置。
武大郎做了幾年生意，早就歷練出來了，這些信息即便張橫不告知，他稍一打聽也不難掌握，但身在異鄉，難得的是對方這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熱情。
有了張橫這番介紹，武大郎對開拓遼東一事心中已經有了譜，暗想自己是來對了，與對方的關系也迅速拉近。
飯畢，張橫去會賬，武大郎便沒有搶著要自己結，其人這幾年生意做大，眼界隨之開闊，做人做事再不如原本那般小家子氣，行止早就與以前大不相同了。
一頓酒吃下來，武大郎已經堅定了與張橫加深交往的想法。
兩人的兄弟都在軍中，平日里結交卻不多，也不方便交往過密，自己這做兄長的在生意上交往卻是不過分，以后多的是禮尚往來，不急這一次。
其實，武松和張順對自家兄長做生意雖不反對，但都強調不要打自己的名號。
二人皆清楚社首的要求，不敢在這事上有絲毫的情面。
武大郎來陌生的遼東開辟新市場，當然不可能只身一人，他還帶了六個準備做分店掌柜的徒弟。
其人擔心遼東物產稀缺，隨身帶了一些開店所需的物事，大包小包的一大堆。
張橫之前已經安排自家伙計陪他們在吃飯，二人吃完酒，回到張氏航運社時，眾人也都吃完了飯，已經在商社外候著了。
辭別張橫，武大郎由其伙計陪著，入城尋了落腳客棧放下隨身物事，又去客流密集的幾條街道踩點。
忙到此時，天色已晚，眾人之前連續乘船，頗為勞累，乃回到客棧下榻休息。
次日早飯過后，武大郎帶著徒弟就昨日有意向的幾處位置，分頭上門找房主談門面購買或租賃之事宜。
事情很順利，有兩處的房主有出售意向，武大郎綜合比對后，選定了城東的那處房產。
其人來遼東前，因不大清楚本地的經濟情況，不好估算開店所需開支，特意多準備了一些錢。
出門在外財不露白，錢多了放在身上不方便也不安全。
從京東路出發前，武大郎便在諸城同舟銀行兌換了幾張銀票，隨身只帶了很少的散碎銀子和銅錢，供坐船和途中宿食用。
事情既然有了眉目，武大郎性子急，便不再耽擱，趕緊到同舟銀行平南縣分行換了錢，隨即與房主談妥購房事宜后，趁熱打鐵，當日又到官府辦理了房產過戶和營業執照。
武大郎這幾年追隨同舟社的腳步，開了不少分店，早就習慣了開店前先辦執照的流程，這不僅是同舟社的制度要求，也是法律保障。
萬一以后與街坊起了糾紛，或者有不長眼的潑皮借口在面點中吃到蒼蠅老鼠之類的東西鬧事，都可以請當地官府出面主持公道。
趙宋境內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全國的物資和商品向少數城市和地區過度集中，各地都有很多排他性質的行會組織，嚴重影響全域經濟的良性發展。
雖然京東東路不在這“少數城市和地區”之列，行會勢力相對薄弱，遼東更是幾無行會組織。
但徐澤始終沒有掉以輕心，從主持開發之罘灣開始，他就一直不遺余力地鏟除行會勢力壯大的土壤。
同舟社大改組后，商曹也一直秉承社首的指示，制定“大調控”和“大市場”戰略。
一方面，通過官府政策引導，取代行會組織的作用，以“有形的手”對治下經濟宏觀調控，避免資本的無序競爭；
另一方面，又開放市場，減少官府對市場的過度盤剝，以“無形的手”進行經濟基礎性調節。
同舟社治下各地市場相互開放，城內不設行會（其實不可能真正禁絕得了，只能限制其部分權力），沿途不設厘卡，并嚴厲打擊敲詐勒索商賈的行為，創造如此寬松環境的結果，自然是同舟社治下經濟比之趙宋更有活力。
若是在趙宋治下，像武大郎這樣的外鄉人跑到完全陌生的城市開店，僅僅各種保護費都能收得你懷疑人生。
武大郎在平南縣待了六天，第一家分店正式開張后，其人便帶著剩余的徒弟趕往下一站保州。
同舟社京東遼東一體化發展大戰略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不僅讓大量的京東人跑到遼地尋求商機，遼東人來京東發展的也不少。
無數像武大郎這樣的人乘坐海船南下北上，追逐自己的發財夢。
對這些大膽抓住商機的商賈來說，這又是一次能夠“站在風口上”的莫大機緣，但對這一戰略的決策者徐澤來說，這不過是同舟社大戰略中的很小一環而已。
享受同舟社優惠政策的行業不僅有特色餐飲，還有服裝、建筑、文娛、畜牧等行業。
武大郎在徐澤的“指導”下，開發出的各種新式面點，配合遼東的奶、海東郡的糖，已經在京東地區展現了其極強的適應性，受到很多人的追捧。
相信要不了多久，高麗、金國的貴人們也將以能吃到武氏面點為榮，武大郎已經“站在風口上”，即將起飛了。
在徐澤的構想里，同舟社將用一兩代人的時間，逐漸縮小遼地以至金國、高麗等地區在語言、飲食、生活習慣等方面與宋地的差距。
若干年后，同舟社治下的百姓，說這一樣的話（至少是能聽懂一樣的話），吃著同樣的美食，欣賞相同的劇目，文化上才能逐漸趨同，這才是真正的一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