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劉嬸比較勤儉持家，一條一條的把小鯽魚收拾干凈，又去買了幾斤咸菜疙瘩切成片墊在鍋底，全給弄成了燜酥魚。
味道很好，可惜不能頓頓吃，洪濤干脆也大方一次，讓劉嬸以她個人的名義拿去送給街坊鄰居，送誰不送誰隨意，也算物盡其用了。
“老劉，中午抽點時間過來一趟唄，哥們我這趟進村掃蕩收獲大大滴，冰柜里都快塞不下了，正好去看看咱叔咱嬸。”
這筆賬洪濤已經寫在了小本子上，早晚要讓王雅靜償還，不急于一時。眼看春節將至，自己拉回來的年貨數量挺多，是該走動走動了。
“靠，你還想的起來啊，我們家都快打成熱窯了。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可不想回去挨白眼兒！”不承想劉文宇非但沒對提著豬頭、上趕著登門的洪濤感恩戴德，還很不耐煩。
“不是吧，有什么大事兒不能過完節再聊，難道是咱叔有了外遇？”洪濤從上小學到大學畢業，仇人不多朋友也少，除了性格有點冷之外，這張破嘴才是罪魁禍首。能抗住他隨時隨刻噴毒的人太稀罕了，關系越近毒液越毒。
“你有大爺嗎？”劉文宇真夠哥們，這么說都不帶急眼的。
“咱叔要是樂意，我改口叫大爺也成……哎，我X，敢掛我電話……事兒有點大啊，不會真讓我說中了吧？”要是放在往常，哥倆能在電話里就誰是誰大爺掰扯十分鐘，但今天的劉文宇很反常，臺詞都沒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這讓洪濤對事情的嚴重性有了初步判斷，但仍舊沒提起足夠的重視。這老兩口是非常標準的新中國同齡人，從出生到退休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連談戀愛結婚都是組織上安排的，既沒有驚喜也沒有起落，徹徹底底的應了那句話：平淡是真！
劉文宇的父親是當兵的出身，轉業后分配到了街道辦事處，繼續戰斗在基層，也繼續是基層干部，街道辦事處主任。
處級在京城里不算啥官，但這個職務的權力很大，不用刻意經營，只要順勢而為就能讓家庭和個人獲益滿滿。可劉文宇半點光也沒沾上，這時候就得說但是了。
老劉同志不愧從小就受黨的熏陶，參軍之后又光榮入黨，連媳婦帶工作都是黨給的，他也用大半輩子的堅持回報了黨的養育，除了工資之外一根夜草也不吃。
真不是替朋友的父親吹，洪濤自打上初中認識劉文宇，一直到初二才被迫知道他爹是辦事處主任。從言談舉止到吃喝住行，從這位同學身上看不到有半點特殊，家里的日子過的好像還沒自己家滋潤呢。
為啥說是被迫呢，這又是個可以回味的小故事。那一年暑假里洪濤突發奇想，打算像父親學校里的大學生那樣來個勤工儉學，追追時髦。和幾個臭味相投的同學一合計，得，干脆就擺個冷飲攤吧，劉文宇就是其中之一。
八十年代的冷飲攤和西瓜攤一樣都屬于暴利產業，冷飲攤更是投資少見效快的典范，只要有輛三輪車就能開業。
先去北海旁邊的冰庫里花七塊多錢買一塊三十公分厚，一米長的大冰塊，往三輪車上一放，再到各區的副食品公司冷庫批發幾箱北冰洋汽水，小錢錢就能滾滾而來了。
當然了，想多掙錢就得找個人員流動大的地點擺攤，不能說弄到三環路旁邊去，那樣冰塊全化光也賣不出幾瓶。
洪濤幾個人也沒往遠處跑，學校附近就有這樣的地方，新街口豁口地鐵站！這里不光人流量大，還算守著家門口，很符合初中生色大膽小的本質，離家太遠就慫了。
要不說年輕人做事往往都是眼高手低呢，不是想象力不夠，也不是不能吃苦，而是社會經驗太少。平時看到的都是表象，總覺得自己什么都懂，可一旦要深入進去，就會發現很多平時看不到的東西。
就說擺攤賣汽水吧，如果換成現在的洪濤，借三輪車、買冰塊都不急，第一步就該去當地管理部門探探底，或者找個業內人士聊聊。
不能說看到別人擺攤掙錢，就覺得自己去也同樣掙錢。如果錢都這么容易掙，那滿街都該是汽水攤，怎么可能輪到自己呢？
頭一天的擺攤時光很歡樂，確實是躺著掙錢，只要不怕曬，汽水就沒賣不出的時候。四箱存貨都沒過中午就見底了，不得不騎著自行車再去一箱一箱往回拉拉。
傍晚收攤之后，幾個小伙伴買盒希爾頓，去西安飯莊里來頓羊肉泡饃，吃的滿嘴流油，還能每個人再分三四塊錢純利。
哥幾個這叫一個美啊，紛紛夸洪濤有眼光，這要是能干上大半個假期，下個學期的煙錢就有了，看個夜場啥的也就不用四處找女同學借了，甚至還能買張演唱會的門票，如果有蹲票的話，能買三張！
但第二天有個叫社會的孫子就掄圓了大巴掌，把這幾個喜不自禁的禿小子給抽暈了。剛出攤沒兩個小時，就來了幾個戴紅箍的，連三輪車帶汽水全給抄走了！
別看這幾個壞小子在學校里天不怕地不怕的，時不時還能跟著大孩子去街上打打架，好像早就認識了社會。但和真正的社會人比起來，教導處主任都是天使，此時除了大眼瞪小眼之外，屁辦法也沒有。
洪濤的麻煩更大，三輪車是他和姥姥家的鄰居借的，這要是還不回去肯定得賠。一輛三輪車對于當時的家庭來講也是個大件兒，父母兩一個月的工資都不見得夠。
這時候劉文宇終于說實話了，說他爹就在新街口街道辦事處上班，那幾個戴紅箍的也正是辦事處的。至于說當時為啥不提他爹的名號，他也說了，三個字，怕挨揍！另外劉文宇還說了，即便找到他爹可能也要不回來，可實在沒辦法的話可以去試試，為了朋友兩肋插刀嘛，這頓揍他就準備挨上了。
病急亂投醫，洪濤也顧不上讓家長和學校知道的問題了，自告奮勇，孤身一個人走進了那個聽上去挺陌生的衙門口。當時想的還挺美，準備再把學校里對付老師的那套祭出來，先誠懇認錯，然后深刻檢討，能把三輪車要回來就成。
老劉同志親自接待了洪濤，批評教育了一頓之后三輪車要回來了，同時也挺仗義，真的沒向學校和家長告狀，但劉文宇這頓揍算是挨上了，據說笤帚把都打斷了。
很久以后洪濤才知道，三輪車不是一句話就拿回來的，老劉同志自己掏了五十塊錢罰款，更沒和同事提那是他兒子同學的。原因很簡單，他覺得兒子去擺攤很丟人，寧可花錢也不愿意讓同事知道。
至于說干這個能不能掙錢，真不在是他想考慮的，他的腦子里恐怕也沒有錢多就是成功的念頭，不是裝沒有，是真沒有。
在當時的社會里，這種人還是不少的，各部門都有。但很快他們就被時代拋棄了，拿著退休工資，看著后輩大把大把撈錢，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就拿劉文宇舉例吧，如果老劉現在還在主任的位置上，思想也順應了時代潮流，兒子開個餐館還用和外人借錢嗎？
其實如果這個假設成立，劉文宇根本就看不上小餐館了。他有大把機會能用更省力氣的方式去賺更多錢，甚至都不用老劉同志幫多大忙，只要能睜只眼閉只眼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