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來，歷來王朝大政，莫不以供奉京師為先。所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
秦至北宋，各朝代的京師變動軌跡為長安——洛陽——開封這條自西向東的路線；南宋至明清，這條變動軌跡變成了杭州——南京——北京，由南至北的路線。中間的五代十國，可以視為大轉向的過渡時期。
隨著王朝政治中心的不斷北移，經濟中心的不斷南移。漕運的地位越來越高，到了中、晚明時期，以漕運為中心的行政組織網絡，使大運河成了帝國的核心血管。由這大動脈延伸出來的物資調運等經濟活動以及行政權力的輻射，最終形成京杭大運河政治經濟帶——為明清兩大帝國的核心圈。
后世有學者認為，唐宋以前的運河以中原為主，呈多枝葉形發展，將眾多地區聯系起來，對平衡調劑經濟有重大作用。但元明清三代，運河拉長，經濟帶線性分布，將帝國中部和西部拋在核心圈之外，是不利于帝國統一的——也算是一家之見。
保京師這一封建帝國的根本政治經濟模式，將運河這一水道徹底的政治化，為了維護漕運暢通，歷代中央政府都是不惜一切代價，局部利益的犧牲根本無法和漕運暢通這一政治正確相抗衡。
漕運的暢通，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浪費為代價的。從蘇州運一石米到京師，需要耗費兩石米的開支。明清兩朝，年均向京師運送四百萬石米，運費每年即達八百萬石。再加上每年疏浚河道，設立管理職官、差役，修造漕船，設置屯田等等花費，開支極大。
由此巨大的浪費和支出，圍繞著運河形成了龐大的政治經濟利益集團。元代有海漕要好很多，明清兩代，中央政府幾乎一直處于被運河綁架的狀態。
圍繞著漕運的官僚群體和因漕運而就業乞食的人群，形成了強大的一股利益群體。最大的收益群體當然是——運河官僚。他們獲益的方式多種多樣，最主要的是不斷制造水災，興辦治河工程，進而中飽私囊。
所謂“河官習為奢侈，帑多中飽，寢至無歲不決。又以漕運牽制，當其事者無不腐敗。”有明一代，自成祖以后，歷代皇帝實錄中每年幾乎都有運河決口的記錄——無論澇旱。
上行下效，通漕之省大小官員，對名目繁多的“剝淺費、過閘費、過淮費、屯官費、催繳費、倉儲費”利益均沾。即使是不起眼的漕兵伍長，也“鮮衣怒馬，酒樓歌館，舉百萬錢蕩而化為灰燼”。
除了這些貪污之外，因為漕運通南北，各級官員差役，多夾帶私貨牟利。到了明中晚期，這些官員和黑惡勢力勾結，發展到隱藏犯法人口，倚勢行兇害人的地步——借名阻礙河道，敲詐商民乃至圖財害命。
然而，盡管漕運官員多數腐敗透頂，但偶爾也能出來一股清流。王宗沐總漕在這個利益團體里，即為奇葩一枚。
明代漕運主官，先為漕運使，后為漕運總兵，最后轉文職為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監管河道。后來大家嫌這官名太長，一般稱為漕運總督或者總漕。
這個官職前面一般加銜為左、右都御史，三品高官。后世有人統計過，明代總漕平均任職時間為一點八八年，還不到兩年。嘉靖皇帝在任四十五年，就換了四十個總漕。
為什么？漕運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大、太多了。總漕的權力范圍和漕運總兵、漕運參將、地方州府、河道總督以及都察院、六部都有牽扯，作為專項總督，和這些部門及官員既有合作，又有管理權的爭奪，因此很少有總漕能干長遠的。
王宗沐，字新甫，浙江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隆慶五年從山東左布政使位置上被提拔為總漕。
這位老兄屬于典型的明代精英，半瓶子醋就敢晃蕩，就任當年即上奏隆慶帝恢復海漕。他的奏章朱翊鈞根本看不懂，特別不懂的內容如下：
“......夫東南之海，天下眾水之委也，芒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可以佐運河之窮，計無便于此者。”
朱翊鈞一腦袋問號，不知道這“蛟龍窟宅”和“石氣水氣相博”是什么東東。其他地方倒是看明白了，但沒有任何效益和工作量分析，對海船和內河船的區別提都沒提，大意是淮安東邊，一直到登州、萊州地區的海域里面海島多，可以避風，水也淺，可以用來運輸漕糧。
和奏章一起上報的，還有這位老兄寫的《海運詳考》和《海運圖》兩本著作為附件。朱翊鈞翻了翻，圖倒也罷了，當代制圖水平本來就不高，朱翊鈞也不苛求。
那《詳考》里面全是元代到永樂年間海運成功的案例，至于怎么干的，船啥樣，管理機構怎么運作，翻遍了也沒找到一篇，氣的朱翊鈞直翻白眼。
朱翊鈞不知道的是，清代《四庫提要》里面是這么評價王宗沐的：“宗沐蓋掇拾”《大學衍義補》之陳言，以僥幸功名。不知儒生紙上之經濟，言之無不成理，行之百不一效。觀之宗沐，可以為妄談海運之炯戒矣。”
王宗沐提倡海運盡管有這般那般不靠譜，但是其一心為國之意，朱翊鈞還是要大加鼓勵表彰的。而王宗沐對漕運的貢獻不僅在于嘗試海運，他在漕運折色改革上有真正的真知灼見——這回不是半瓶子醋了。
明代漕運還有一大弊端，即為征收漕糧時的加耗。宣德年間，明廷頒布了運輸漕糧的加耗則例：每石稅糧所加耗糧：湖廣為八斗，江西浙江為七斗、南直隸為六斗、山東河南三斗。
盡管有了則例，但是各級官府能放過交糧的小民嗎？所以有別的加征，如“兩尖米、鼠耗米、補濕補潤米、篩飏米”等等名目，還有漕船通關的加稅以及建造漕船的料銀攤派——雜七雜八加起來，一石米的加耗基本也是一石米，也就是說漕糧的征收一直處于翻倍狀態。
這般加耗，當然會導致民不聊生。后來朝廷無奈，加上各供應漕糧的省份有此起彼伏的災情，后來明廷對漕糧征收進行了改革——折色。即不收大米，直接收銀子、銅錢。運到京師后，再用這些錢來買米——商人運糧，這些加耗就沒有了，只有過關的稅銀。
這折色法從成化年間十萬石開始，一路飆升。到嘉靖時期，最高到二百一拾萬石，占據全國漕糧一半以上。到了隆慶帝，成了定例，每年一百萬石，一直到朱翊鈞主政。
折色征收漕糧開始是為了解決災情的權宜之計，到隆慶帝時形成定例，其實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地步的必然。
也就是說，南方產糧地區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糧食交易，農民才有錢交折色——而漕運發展到此時，運道艱難，漕船缺失、漕軍逃亡，原定的四百萬石漕糧征收運輸任務已經望不可及。京師百姓的口糧問題的解決，很大部分靠商品糧的輸入。
王宗沐則給朝廷算賬：“今云不可改折者，不過曰京倉之積漸寡也......每歲約以三百石入運，而恒出一百萬以收其盈。每石以八錢折，而以五錢放，計得三錢，則一百萬石當得三十萬金。再加減存軍船三千二百五十余只，每只以扣留行月二糧，賞鈔銀四十兩計之，又得一十三萬兩。”如此行之幾年，國家可得大利。
啥意思呢？王宗沐認為，每年糧食生產是定數。不在甲處，就在乙處。如果京畿糧少，必然糧價高，那么商人會運糧過來販賣，就會把糧價打下去。
而每年折色是按照糧食石數折的，這糧食相當于已經在朝廷賬上了。那么這一百萬石糧食因為沒有漕糧加耗，每石會產生三錢銀子得賬面收益。這筆銀子當然可以計入財政收入，因此“國家可得大利”。
要不怎么說王宗沐這個總漕被視為奇葩呢？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一直在挖漕運利益集團的墻角——因此萬歷三年，被一擁而上的攻擊就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