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都沒有看了么……）
今天發燒了，腦子一片漿糊。
還有人看嗎？滴滴一聲，有人看我就以后改過來，沒人我就吃完全勤就太監算了。
這部選集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和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克爾凱郭爾研究中心共同合作編選和組織翻譯的，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負責出版。選集收入克爾凱郭爾的主要著作，并直接譯自近年來出版的經過精心校勘的丹麥文《克爾凱郭爾全集》，內容準確可靠，盡可能保持原汁原味，這對于中國讀者正確理解這位丹麥哲學家的思想將會有所裨益。
在西方哲學史上，克爾凱郭爾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人物。他生前默默無聞，其著作也很少有人問津，但過了半個世紀，人們又“重新發現了”他，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隨著存在主義哲學的興起和發展，他對西方國家思想界的影響越來越大。雅斯貝爾斯曾經這樣說：“目前哲學狀況是以下面這個事實為特征的，即克爾凱郭爾和尼采這兩位哲學家在他們生前受到忽視，以后長時期內一直在哲學史上受人輕視，而現在他們的重要性則越來越不斷地增長。黑格爾以后的其他一切哲學家正越來越失勢而引退，而今天這兩個人則不容爭辯地作為他們時代的真正偉大思想家而站了出來。”(《理性與存在》)他甚至說，是克爾凱郭爾和尼采“使我們睜開了眼睛”。雅斯貝爾斯的這些話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而且是反映了當時人們一般的意見。克爾凱郭爾和尼采確實代表了在黑格爾之后興起的另一種以突出個人為特征的西方社會思潮，而與強調精神的普遍性的黑格爾主義相對立。如果說，在黑格爾那里，“存在”只不過是絕對精神自身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抽象的環節，那么從個人的角度去深入地探索和反思“存在”(“生存”)的意義則是從克爾凱郭爾開始的。
克爾凱郭爾哲學是極其個性化的，他個人的生活經歷、性格、情感、心理、理想和追求都深深地滲透在他的哲學思想里，因此我們在閱讀他的著作時需要用一種與通常不同的詮釋方式。黑格爾曾在《哲學史講演錄》導言中說，“哲學史上的事實和活動有這樣的特點，即：人格和個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滲入它的內容和實質。”這種看法可以適用于像康德那樣的哲學家，我們幾乎可以完全不去了解他的個人生活經歷而照樣能夠讀懂他的著作，因為機械般的有秩序的書齋生活似乎沒有給他的思想增添什么個性色彩，正如海涅所說，“康德的生活是難于敘述的。因為他既沒有生活，又沒有歷史”(《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但是，對于克爾凱郭爾來說，黑格爾的看法則是完全不適用的。克爾凱郭爾的全部思想都和他的個人生活和體驗緊密相連，他的許多著作實際上都在不同程度上帶有精神自傳的性質，從中我們可以聆聽到他在各種生活境況下的內心的獨白和生命的呼喚。他自己曾坦率地承認，“我所寫的一切，其論題都僅僅是而且完全是我自己”。因此，要理解他的哲學，首先需要弄清楚他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在他的短暫的生命中究竟發生過一些什么樣的事，對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和發展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關于克爾凱郭爾個人生活的傳記材料，應該說是相當豐富的。西方學者們在這方面已經寫過不少著作，而且至今仍然是研究的熱門題目。克爾凱郭爾本人仿佛早已預見到這一點，他在《日記》中說過，不僅他的著作，而且連同他的生活，都將成為許多研究者的主題。在生前出版的大量著作中有不少是以個人生活經歷和體驗為背景的，此外他還留下了篇幅浩瀚的日記和札記，這些資料不僅是他生活的真實記錄，而且是他的心靈的展示。他雖然生活在拿破侖后歐洲發生劇變的時代，卻一直藏身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很少參與社會活動，不過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區區小事，對我來說卻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大事”。他孤獨地生活，卻不斷地和周圍的人們和環境發生尖銳的矛盾，在他的生活中激起一陣陣的波濤。對他的思想發展和著述活動影響最大的有四件事：作為兒子與父親的緊張關系，從猜疑到最后和解；作為戀人與未婚妻關系的破裂；作為作家與報刊的論爭以及作為反叛的基督徒與教會的沖突。
1813年克爾凱郭爾生于哥本哈根的一個富商之家，他從小嬌生慣養，過著優裕的生活，卻從來沒有感到童年的歡樂，他是作為一個不幸的兒童而成長起來的。這一方面是由于他生來就有生理上的缺陷，使他自己不能像別人一樣參加各種活動而深感痛苦，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痛苦的原因就在于“我的靈魂和我的肉體之間的不平衡”。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從父親那里所受的家庭教育。他的父親馬可·克爾凱郭爾出身貧寒，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依靠個人奮斗和機遇，由一名羊倌而經商致富，成為首都頗有名氣的暴發戶。這位老人以舊式家長的方式治家甚嚴，他篤信宗教，對子女們從小進行嚴格的宗教教育，教他們要敬畏上帝，向他們灌輸人生來有罪，而耶穌的慈悲就在于為人們承擔罪惡，被釘上十字架來人為贖罪這一套基督教思想。這在未來哲學家的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不可磨滅的深刻烙痕，既使他終身成為虔信的基督徒，又在他的內心深處播下了叛逆的種子。克爾凱郭爾后來批評他父親的這種宗教教育方式是“瘋狂的”、“殘酷的”，他常說，他是沒有真正的童年的，當他生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老人了。他回憶說，“從孩子的時候起，我就處于一種巨大的憂郁的威力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我感到自己多么不幸”。“作為一個孩子，我是嚴格地按基督教精神受教育的：以人來說，這是瘋狂地進行教育……一個孩子瘋狂地扮演一個憂郁的老頭。真可怕啊!”問題還不在于嚴格的宗教灌輸，而在于他這個早熟的兒童以特有的敏感覺察到在他父親表面的宗教虔誠底下掩蓋著什么見不得人的秘密，一種有罪的負疚感在折磨著父親，使之長期處于某種不可名狀的憂郁之中。他說，他父親是他見過的世上“最憂郁的人”，又把這全部巨大的憂郁作為遺產傳給了他這個兒子。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有一次父親站在兒子面前，瞧著他，感到他處于很大的苦惱之中，就說：“‘可憐的孩子，你是生活在無言的絕望中啊’。”父親的隱私究竟是什么，克爾凱郭爾始終沒有明說，但有一次從他父親醉酒后吐露的真言中多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對父親的道德行為和宗教信仰之間的矛盾深感困惑和痛苦，這種對父親的猜疑和不信任造成了他的沉重的精神負擔，給他的一生蒙上了陰影。他自己這樣說過，“我的出生是犯罪的產物，我是違反上帝的意志而出現于世的”。
克爾凱郭爾一家從1832年起接二連三地發生不幸事件，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家庭主婦和三個兒女陸續去世，只剩下年邁的父親和兩個兒子。這對這位老人來說自然是莫大的精神打擊，過去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幸運兒，上帝保佑他發財致富并有一個舒適的幸福家庭，現在則認為無論財富、名望或自己的高齡，都是上帝借以懲罰他的有意安排，要他眼看著妻子兒女一個個地先他而死去，落得孤零零地一個人留在世上受折磨。他覺得自己是盛怒的上帝手心里的一個罪人，成天生活恐懼中，并預感到他的還活著的兩個兒子也將遭到不幸。家庭的變故和父親的悲傷心情也同樣使克爾凱郭爾受到了嚴重的精神創傷，他把這稱之為“大地震”。在他的《日記》中記述說，那里發生了大地震，“于是我懷疑我父親的高齡并非上帝的恩賜，倒像是上帝的詛咒”，“我感到死的寂靜正在我周圍逼近，我在父親身上看到一個死在我們所有女子之后的不幸者，看到埋藏他的全部希望的墳墓上的十字架墓碑。整個家庭必定是犯了什么罪，而上帝的懲罰必定降臨全家；上帝的強有力的手必然會把全家作為一次不成功的試驗而掃除掉”。他相信父親的預言，就是所有的女子都至多活三十三歲，他自己也不例外。實際上他雖然照樣享受著愉快的生活，內心里的痛苦和折磨卻使他甚至起過自殺的念頭。在《日記》里有這樣一段話：“我剛從一個晚會問家，在那里我是晚會的生命和靈魂；我妙語連珠，脫口而出，每個人都哈哈大笑并稱贊我，可是我卻跑掉了……我真想開槍自殺。”克爾凱郭爾父子之間的緊張關系曾導致父子分居，但父親作了很大努力去改善關系，向兒子作了坦誠的懺悔，兒子深受感動，與父親重新和解，并更加堅信上帝確實存在。雙方和解后不久，父親就去世了。克爾凱郭爾在《日記》中寫道：“我的父親在星期三(9日)凌晨2時去世。我多么希望他能再多活幾年呀，我把他的死看做他為了愛我而作出的最后犧牲；因為他不是離我而死去，而是為我而死的，為的是如果可能的話使我能成為一個重要的人。”
他說，從父親那里繼承得來的所有東西中，對父親的追憶是最可珍愛的，他一定要把它秘密保存在自己的心里。我們在他的許多著作中都能發現這種特殊的父子關系所留下的深深的印痕，這是解讀他的哲學思想時必須密切注意的。
除了父親以外，對克爾凱郭爾的一生發生重大影響的是一位姑娘雷吉娜·奧爾森，他們之間的短暫而不幸的戀愛，在哲學家的脆弱的心靈上造成了永遠不能愈合的創傷。他初次邂逅雷吉娜是在1837年，當時他正處于自我負罪感的精神痛苦中，結識這位少女給了他重新獲得幸福的希望。據他自己說，他一開始就感到“我和她有無限大的區別”，然而在結識她之后的半年內，“我在自己心里充滿著的詩情比世界上所有小說中的詩情加在一起還多”。父親死后，他下定決心向她求婚并得到同意，他感到自己無比幸福，后來他寫道：“生活中再沒有比戀愛初期更美好的時光了，那時每一次會面、每看一眼都把某種新東西帶回家去而感到快樂。”但這種幸福感很快就消逝了，他說，在訂婚后的第二天，“我內心里就感到我犯了一個錯誤”，悔恨不已，“在那個時期內，我的痛苦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克爾凱郭爾究竟為什么剛訂婚后就反悔，他自己并沒有說得很清楚，看來這主要是由于心理上的原因。經過短暫的幸福，他又陷于不可克服的憂郁之中。雷吉娜對此也有所察覺，常對他說：“你從來沒有快樂過，不管我是否同你在一起，你總是這個樣子”。但她確實愛上了他，甚至幾乎是“崇拜”他，這使他深為感動。他認為，如果他不是一個懺悔者，不是這樣憂郁，那么同她結合就是夢寐以求的無比幸福的事了。可是這樣就必須對她隱瞞許多事情，把婚姻建立在虛偽的基礎上，這不可能使他心愛的人幸福。因此他竭力設法解除婚約，雷吉娜卻不愿與他分手，再三懇求他不要離開她。他卻克制內心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