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錢，缺物資，缺工具，什么都缺，唯一不錯的，就是不缺人。
王角不是大管家，蕭愿在南昌城能夠施展渾身解數，也是因為能從王角這里伸手，任何時代，伸手黨都是當起來最容易的。
“委員長，想什么事情呢？”
吃飯的時候，秘書們已經吃好，正在收拾自己的碗筷，見王角面前的飯菜才扒拉了兩口，就這么懸著筷子在那里發呆。
“我想著，是不是弄個機動性更高一點的人力資源部門。”
腦海中蹦跶出來的是“建設兵團”，但不合時宜，至少現在是不合時宜的，環境不允許，沒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沒有強大的國家支持，玩不轉。
而且“湘義軍”本身還沒有經受過真正的考驗，在千錘百煉之前，一腔熱血和無盡的熱忱、堅定的信念，不是一回事。
部隊是要在一線戰斗的，尚且還有“小富即安”的念頭，尚且有現在已經也不錯了的想法，自然更不必說干部隊伍。
州縣和州縣之間，是不能劃等號的。
瀏陽縣的老百姓，還沒有認可“勞人黨”，他們聽說過，唯一的概念，大約就是“勞人黨”幫窮人出頭，再多的，就無法細致的了解。
而茶陵縣、安仁縣的老百姓，就不一樣了。
他們酷烈地報復曾經壓迫他們的人，毫不猶豫，絕無回轉，沒有“勞人黨”的時候，他們尋思著，能夠長久租種地主的地，那也不錯；倘若再減租減息，那就更好。
但是當“勞人黨”給他們撐腰，事實上把“田骨”奪了過來的時候，各種模棱兩可你好我好的小道理，就失去了土壤。
什么是命根子？
“田骨”就是命根子。
農民見識不高，但不傻。
這是你死我活，自然是要酷烈報復的，否則，將來反攻倒算，這清算起來，總有人要死全家。
于是乎，茶陵縣、安仁縣的農民，普通的老百姓，在檢舉某些地主如何殘酷的時候，鮮有出錯，鮮有栽贓陷害。
誰壓迫的厲害，誰剝削的尤為酷烈，一代代人，可以瞎一時，瞎不了一世。
所以公審大會之上，廣為流傳的幾樁冤案，被人反反復復地說，不是因為長沙、湘北的權貴們良心在那里，蓋因剩下的幾百件幾千件案子，都是天理昭昭無話可說的。
說的人多了，便因為“勞人黨”只搞破壞，只搞冤案，外地的老百姓又不是茶陵縣、安仁縣土生土長的，那自然是報紙、茶館里怎么說，他們便怎么聽。
或許有那么一點兒真的呢？
當這么懷疑的時候，便宛若瘟疫傳染開，于是在當地，便有了不小的輿論市場，認為“勞人黨”殺人如麻是不講規矩的，是毫無道理的。
今天能殺黃地主，明天當然也能殺你白牛倌兒，真真假假，攪合在了一起，看上去就很有形象，像模像樣起來。
所以，有些地方想要動員起來，跟湘東大概是不太一樣，不能想著“勞人黨”一呼百應，也不能想著我“勞人黨”為民請命，老百姓天然就應該支持，沒有這個道理。
王角現在能夠做的，就是想想辦法，怎么盡可能地把新接收的州縣，也能勞力調動起來。
只號召是不行的，稍有不慎，再有人暗中煽動，就成了強征，就成了苛捐雜稅攤派徭役，那傳著傳著，在更偏遠的地區，無非就是跟大唐帝國政府是一樣的，換了個皇帝還是相公，對窮山溝的老百姓來說，沒什么卵的區別的。
吃完飯，拍了個電報給蕭愿，兩天后，蕭愿從南昌回來，先是跟王角匯報了一下房氏的情況，斗智斗勇讓人疲憊，不過蕭愿卻難得樂觀起來，因為房氏明顯有意識地往贛東北轉移資產，大致的緣由，可能是跟錢镠要去江都視察有關。
“這么說，房氏是害怕給人當槍使？”
“房氏現在是兩頭怕，他們拼命購買軍火，收買鄱陽湖周邊地方武裝，就是擔心我們進攻他們，也擔心房氏的力量，跟我們消耗在南昌城。現在的南昌城，說是空殼子有點過，但真沒什么像樣的就業機會……”
“死道友不死貧道啊。”
一語道破之，周圍積攢實力的軍閥或者正在軍閥化的地方寡頭，都是盼著江西房氏一怒之下跟“勞人黨”全面沖突。
從大城市南昌到山區農村，斗個你死我活，斗個天翻地覆。
等斗爭結束了，輸家的尸體很肥美，但贏家也是半死不活。
房家也不是傻的，他們底蘊深厚，資本豐沛，跟“勞人黨”一開始暗斗，那是形勢如此，江淮省災情緩解，中央又在大力推動稅務改革，那集合中央的力量，搞死“勞人黨”就不是個事兒。
可誰能想到，江淮省的破事兒，那就是一地雞毛，就沒有一個好東西。
這時候再跟“勞人黨”斗得飛起，那就是“孤軍奮戰”，什么時候地方寡頭成愛國者了？
風緊扯呼，腳底抹油那是肯定的事情。
而且這時候變賣一部分固定資產，跟“勞人黨”直接交易，拿到的還是真金白銀，要不然就是各種食品。
隔著一條揚子江套利，賺個差價，不但沒有虧損，可能還略有盈余。
家族的實力沒有損失，不過是原本的大本營破敗了，可對超級豪門來說，本體只要在，東山再起就是五年十年的事情。
更何況這也不是東山再起，撐死另起爐灶。
江西房氏選擇作壁上觀，急還是急的，但更急的肯定不是房氏，而是江東省、嶺南省的豪門。
一旦江西省、江西省重新合體，那等于就是重現“江南西道”，這對嶺南勢力和江東勢力來說，就非常非常的難受。
兩個地方的權貴集團，是不得不開動機器絞殺“勞人黨”，蓋因這兩個地方的權貴，跟自身地方是嚴絲合縫的，不能像江西房氏這樣說扔了就扔了。
究其原因，還是地理位置所決定的，兩個大河三角洲，浮財都是自海上而來，發跡又是從本土而出，這就使得愿意聚集在這里的權貴豪富，并非都是本地人，而是來自皇唐天朝的各地。
巧了，江西房氏在杭州、蘇州、廣州，從來都不缺投資，不動產、農副產品、城市服務業等等等等，都有你涉獵。
大本營江西，與其說是老巢，倒不如說是個隨時可以敲爛的儲蓄罐。
現在，正是江西房氏敲爛儲蓄罐的時候。
“委員長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現在南昌東跟第一軍搞摩擦的，早就換了人，口音都是衢州那邊的，根本不是江西人。好些個都是做堅果的莊園主衛隊，數量非常龐大，有些人，居然還是去年從‘天涯洲’過來的。”
“就是十一說的杭州雇傭兵？”
“是不是雇傭兵不知道，但是‘天涯洲’從會稽、杭州上岸的衛隊，不在少數，而且都是合法持證的。我之前也聽了一些消息，還不能確認真假，只說‘天涯洲’那邊現在打的不可開交，這些衛隊，基本都經歷過戰斗，行動能力，明顯跟普通的地主武裝不一樣。”
“還好我們擴軍擴得快，不然還真不好說。”
王角也是感慨，不愧是老大帝國，就算動員能力低下，可這體量大起來，一個省的豪強，說不定就能從犄角旮旯中倒騰點廝殺漢出來。
這種事情，不敢去多想，一多想，整個人都不好了，會恐懼，會覺得無力。
好在王角也從來不會去想這個，他淡然無畏，周圍的干部，也自然而然無畏，最后全體同志，都是無所畏懼。
“這些事情，稍后我們跟宣傳部的人說一說，讓他們注意一下宣傳內容。敵我之間的勢力分布，要傳達到‘戰士委員會’，基層戰士也必須明白戰略目的、戰略意圖。”
“肯定的。”
以前蕭愿不太理解王角為什么要搞“戰士委員會”，更不明白為什么“勞人黨”“湘義軍”的戰略目標也要傳達到基層，后來接觸了一些事情，也就明白了。
混入“勞人黨”的投機客并不在少數，他們偶爾也是為了個人的便利，會用另外一種解釋來解讀上頭的政策，俗稱“歪嘴和尚”，經念歪了，也不算什么大的罪過嘛。
放在以前，蕭愿還是在長沙當差那會兒，別說“歪嘴和尚”，直接來個“假傳圣旨”又如何？
可現在不一樣了，一線的戰士們也清楚戰略目的，那么今天說要打南昌城，就肯定不可能是明天打，也不會是昨天打，就是今天。
打的也不會是南都廣州，不會是南海殺龍港，只能是江西省的南昌城。
這時候，“歪嘴和尚”就不好使了，一個兩個戰士可能會糊涂，十幾個五十幾個，幾百個幾千個，那都是清清楚楚，王委員長說要今天打南昌城，那只能是今天，誰說了也不好使，郭軍長來了也不行。
蕭愿覺得這是很強大的力量，就算哪天王角成了孤家寡人，連郭威都要架空他，要讓他做皇帝，戰士們頭一個不答應，跳起來就是要斗倒那些“歪嘴和尚”“假傳圣旨”的。
只是，蕭愿也清楚，這么干，對大多數人是有利的，唯獨對王角自己，橫豎看不出有什么好的。
“之前安仁硫酸廠的人跟我說，想要蓋個磷肥廠，投資太大了，現在資金很緊缺。增加‘票證’也是要跟工業品產出、糧食產出掛鉤的，我們不能胡亂印發。所以，想要蓋磷肥廠，就得挪用某些地方的資金，但是被挪用的地方，我看就要想辦法，用勞力頂上。鈔票不夠，人頭來湊。可是像潭州這樣的地方，我們還不能完全地發動群眾，有些縣的群眾，對我們還是持懷疑態度的，好一點，將信將疑，所以，直接去動員，我看適得其反，不如成立一個專門的勞力調動的部門，或者公司，我想也是可以的。”
“牙行？”
“牙行倒是不至于，原本我想是‘屯田’的方式，用部隊來做，但想了想，實在是浪費，也不合時宜。周邊的安全環境太過惡劣，部隊只能抓緊訓練，他們是脫產人口，我們不能想著脫產人口去搞大生產，至少在這個階段，是不行的。”
“我在南昌是‘以工代賑’，但是這個方法，只適合災情時期，過了這個時期，終究還是要雇傭性質。”
言罷，蕭愿便道，“不如讓宣傳部的人去專門做個登記，假裝是大一點的牙行，然后從一些鄉村‘買人’。”
“買人？”
王角眉頭微皺。
“不是真的買，就是這么個說法。比如那些偏遠一點的，我們不能深入進去的，可以跟當地的大戶，直接贖買一批佃戶長工的工期，掏一筆錢給大戶，其實也要不了多少。然后這些佃戶長工來了之后，我們管飯，吃飽吃好帶一身衣裳，同工同酬，既能獲得勞力，又能讓他們知道我們，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
“而那些熟悉一點的，‘減租減息’之后，再雇傭，問題也是不大。”
“跟我們同呼吸共命運的，那自然不用多講，我們就算不說，他們自己都會上，當然了，該有的工分，還是要給的。”
“所有的勞力呢，都登記造冊，方便管理，需要的時候，就去招人，一回生二回熟，吃過肉的，哪能不知道好歹，肯定不愿意再回去吃糠咽菜。”
大致的想法，蕭愿重新細分建構之后，王角頓時豁然開朗，連連點頭：“所以說，專業的事情就是要交給專業的人去做。”
回想起穿越前看書，總覺得劉玄德為啥要找諸葛亮？
有了關羽、張飛，一聲“奧力給”沖就完事兒了。
現在自己做了“劉玄德”，才知道諸葛亮是不得不請的，而且不是一個諸葛亮兩個諸葛亮，是成千上萬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