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擊案的發生，除開媒體上的口水仗，游行示威自然也少不了。
除了“勞人黨”組織的游行示威，那些選擇保全自身的小有產者，反而是自發性最高的群體。
說白了，唐烎都可以吃槍子兒，那么他們這些遠不如唐烎，只是帶著點投機心態靠近“勞人黨”的人，憑什么下場會比唐烎要好？
倘若在武漢組織游行示威，他們自然是不敢的。
但是在“勞人黨”治下，他們不僅敢，而且膽子很大。
只是事情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溫和，王角已經安排了人手保護游行活動，但還是在十月二十九日那天發生了爆炸案。
造成示威人群當場二十七人喪生，并且有四十余人重傷，數百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輕傷。
重傷人員送到醫院搶救的過程中，又有二十八人不治身亡。。
也就是說，一天之內，五十五人死亡。
這場爆炸讓王角大發雷霆，但與其說是憤怒，倒不如說是無能狂怒。
很顯然，這不是什么倉促間的準備，而是蓄謀已久。
刺殺唐烎只是第一步，制造更大的恐慌，才是第二部。
實際上也是如此，在十月三十日，即便“勞人黨”沒有戒嚴，街道上也明顯看不到多少人。
人們還是感覺到了恐怖。
這種死亡陰霾，是很難短時間內清除的。
不過“勞人黨”在三十日的當天，還是組織了以工人、農民為主的抗議游行，聲勢比二十九日的游行活動還要浩大。
有了這場游行，那短時間內難以消除的恐懼感，竟是一掃而空。
因為“勞人黨”展現出來的，是不畏恐怖的無畏氣概，沒有什么比這個更有說服力。
而原本三十日當天歇業的商店、市場，也再度開張，以一種熱鬧繁忙的面貌，形成了一種團結的氣氛，對抗著恐怖威脅。
王角自然也沒有閑著，除了發布抗議社論之外，也進一步排查各個革命區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并且按照蕭愿在南昌的成功經驗，建立了新的戶籍檔案。
為了進一步表示態度，唐烎負傷前往湘北沿江城市考察,公開名義就是考察,實際上就是宣布支持“勞人黨”的立場。
這對原本湘北地區的士紳,有著重大的沖擊，那些拒不配合，還期望著冬季過后武漢會迅速打過來的心情,直接崩盤。
從敵視到對抗，再從對抗到放棄對抗,除開“勞人黨”的槍桿子的確過硬,唐烎這樣的豪門大人物“投勞”,在士紳群體中，是有極大沖擊力的。
哪怕挨了一槍,都要堅決支持，這讓反動階層內部，也不得不分化。
沒人會死腦筋賭明天,誰能確定自己就是最后那個看到明天的人？
跟“勞人黨”合作,和跟“地上魔都”合作,其實風險都差不多的。
但“勞人黨”并不是直接趕盡殺絕,誰會被審判，誰會被槍斃,都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并且除開土地所有權沒得談，工廠、公司的經營權，“勞人黨”并沒有染指,只要不涉及到戰略資源，正常的經營活動,南昌也好、長沙也罷，大城市的樣板擺在那里。
你可以說沒有以前那么繁榮,但沒有以前繁榮的原因，也不是因為體制問題,而是整個“勞人黨”掌握的市場就那么大，“勞人黨”并沒有掌握整個帝國的資源，更遑論全球市場。
夾縫中生存，能夠保障數千萬人口的民生，還能保證有一定的經濟活力，這已經是一種奇跡。
對諸多采取對抗態度的地主士紳來說，吸引力還是有的,就是不甘心。
沒有了對生產資料的絕對所有權，他們的超額利潤和過度剝削，將不復存在，只能在“勞人黨”的新框架中進行公平競爭,這是非常不甘心的，少賺了，就是虧本；少剝削了，就是損失。
可跟“地上魔都”的行為手段比起來，“勞人黨”的合作方式，完全算不上“巧取豪奪”，因為武漢集團對外來無靠山勢力，基本上就是吃干抹凈的態度。
時間倒退個幾個月，可能還要講究體面。
但是整個帝國的戰爭氣氛如此濃烈，中央核心區幾個重要省份都爆發著戰爭、沖突、矛盾，各個市場的體量都在迅速萎縮，涉及到軍事的行業，快速地吞掉了本該用在其他需求上的工廠生茶能力。
而軍工投入是死的，并不創造利潤，也不創造價值。
軍事上的投入,是為了保障非軍事投入的回報和收益，本身是死的投入，投進去多少,就是多少。
這也連帶著武漢國民議會在明年的預算中,很顯然地削減了公共教育、公共交通、公共衛生的投入,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一,這注定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
甚至在惡果顯現之前，本來還在觀望的中小型企業，第一時間選擇了倒閉、關門。
武漢三個工商區，先后出現了“倒閉潮”，這不是靠行政命令可以扭轉的，哪怕武漢方面超發貨幣，也不過是飲鴆止渴，大企業家拿到錢之后，只會笑納，而不是將其轉化為員工福利。
實際上也是如此，如果武漢真的按人頭發錢，其實并不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之所以會導致物價上揚，是按人頭發錢的模式有極大問題，武漢國民議會是將超發貨幣給了資本家、工廠主，期望以點帶面，
可現實不會按照任何一種想象出來的規律運轉，資本家、工廠主拿到“救命錢”“救市錢”之后，第一時間揣腰包，留給底層工人的數量，少得可憐。
需要錢的人依然沒有錢，想象中的資本家、工廠主再次分配救濟沒有發生，那么整個市場，完全無法挽救。
湘北地區的地主士紳，普遍受教育較高，也普遍往來于武漢和長沙。
兩地的情況，都是心中有數的。
和武漢國民議會不同，“勞人黨”嚴格來說，一直都是按人頭發錢，票證和實物貨幣、家庭日常需求物，其實在這時候就是現金。
然而“勞人黨”治下并沒有出現惡性通貨膨脹，這一點，其實王角自己也搞不懂，但是湘北那些消極對抗的地主士紳，反而看得更明白一點。
因為如果換作是他們，從票證入手，至少有十幾個環節可以讓他們上下其手大撈特撈，更不要說以往作為底層官吏的幫辦、幫閑，那種派發的家庭日常必需品，最基本操作就是“倒尖”。
所謂“倒尖”，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說法，但是湘北，就是賑災糧一斗冒尖，小吏上去就是一腳。
把尖尖的糧食提得撒了、倒了，剩下的，才是領救濟災民的。
而倒了撒在地上的，便是他們得了。
“勞人黨”在諸多環節直接斷了念想，這就出現了明明應該是貨幣超發甚至是濫發，結果并沒有出現物價飛漲、錢不值錢的狀況。
沒有中間商賺差價，又有了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老百姓手里的那點票證或者實物貨幣，自然也會拿來改善生活狀態。
哪怕只是儲蓄，“勞人黨”掌控下的銀行，也不會說捐款跑路。
其中的特點，說來說去，便是信心二字，而這，便是在唐烎負傷考察湘北地區之后，很大一部分地方士紳終于選擇合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