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一句話形容大明朝在崇禎十一年底至十二年初的這段時光，“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甚為貼切。誰也沒有料到，正當熊文燦在楚豫間“剿撫并用”之策貌似初見成效之時，塞外的清國會突然打上當頭一棒。仿佛一個內疾稍有好轉的病患突然間又遭受到沉重的外傷，步履瞞珊的大明朝喜悲相沖，暈暈沉沉中醺醺茫然。
去歲九月，清兵東西兩翼軍分別破邊墻進犯。十月，清帝黃臺吉親臨寧錦策應。戰火登時彌散開來，關內外明清之間的全面戰爭正式打響。十一月，朝廷以內寇略平，詔洪承疇與孫傳庭率陜地各路明軍奔赴京師勤王，遼東祖大壽領部分遼東軍來回馳援，盧象升加總督銜，督師天下援軍。十二月，盧象升被圍于巨鹿賈莊，戰死報國，清兵長驅山東、河北等地。
本年正月，洪承疇受任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則總督保定、山東、河北，共扼清兵。但清兵續破濟南，殺德王朱由樞等多名明宗室，京城震動。二月，因黃臺吉在松山堡作戰失利，兵鋒已抵黃河邊的清兵開始收縮，沿途殺掠無計。各地明軍大部作壁上觀，貽誤追擊，僅象征性地零星阻截幾次，杯水車薪，最終坐視清兵復由邊墻破口出塞撤離。
戰后點計，清兵此次入塞，歷時五月余，克山東濟南府并二關、三州、五十五縣，贏數十陣，俘獲人畜近五十萬，黃金近五千兩，白銀百萬。與如此豐厚戰利品相對應的是清兵極低的戰損，八旗、三順王各部林林總總加一起，死傷不超千人。若論最大的損失，或許可以算作在濟南因感染天花病死的清兵右翼軍統帥岳讬及其弟馬瞻了。
驚魂過后、喘息方定，明廷一如既往，嚴肅問責。山東巡撫顏繼祖與山東總兵倪寵都由于濟南失陷，分別被罷免和逮捕。內官監軍高起潛以坐視盧象升戰死且怠戰之罪，連降三級。首輔大學士劉宇亮因怯懦懼戰，革職。孫傳庭降官一級，后被楊嗣昌彈劾，被貶為庶民，囚禁天牢。楊嗣昌也自請罪責，但崇禎保他，最后僅奪秩了事。
這一系列的事都發生在趙當世東南之行中，趙當世后來才知，清兵攻勢最盛時，已經觸及徐州，安廬巡撫史可法都不得不引兵進駐徐州布防。那時在休寧家人推說“岳父病重難以相見”或許確有其事，但想來更多的是掩蔽軍機要務的托詞。
外事雖遠，但趙當世向來高瞻遠矚，認真分析了提供上來的每一道軍情、每一份邸報，為趙營后續行動未雨綢繆，他最關心的當然是此番清兵入塞對于楚豫等地局勢的后續影響，其中最重者，莫過于軍事部署。
早在啟程去東南前，趙當世就已經得知洪承疇、孫傳庭率陜地各部明軍入京的事。現在看來，洪承疇、孫傳庭一個鎮遼東、一個下獄，近幾年內都不太可能重新調回陜豫。尤其是洪承疇，經清國這么一鬧，舉國惶恐，遼東之成敗已經被明廷視為國脈關鍵所在。遍觀群臣，孫承宗、盧象升先后戰死，更無一人能媲美他的資質與能力坐鎮薊遼。孫傳庭尚有可能回陜西，洪承疇則絕不會輕動。
從趙營本身利益出發，洪承疇回不來是極大的利好。陜西三邊總督雖有鄭崇儉繼任，鄭崇儉也的確有濟南兵備副使御寇、巡撫寧夏敗套賊等武功，但比起一刀一槍從陜西打上總督位的洪承疇無論是威望還是能力依舊遠遠不如。想要重現當初陜地各路兵馬皆唯洪承疇馬首是瞻的場面大不可能。缺乏洪承疇那樣的統籌節制之才，陜西三邊總督衙門的勢力無疑一落千丈，曾經各部戮力同心的高效亦勢必難存。更不必提代替孫傳庭巡撫陜西、少有軍事履歷的丁啟睿了。由此可見，陜地那些個驕兵悍將故態復萌、各行其是的景象指日可待。
趙當世想的很清楚，要維持趙營的蒸蒸日上，就必須保證趙營在陜豫楚數省地面的重要地位。朝廷調走洪承疇與孫傳庭，等于主動給趙營搬掉了兩座大山。
清軍退去，三月間京師警報解除，陜地勤王部隊一部分繼續留守，一部分則回戍陜西。包括曹變蛟、白廣恩、馬科等在內的精兵強將都跟著洪承疇調往遼東，而柴時華、賀人龍、趙光遠、張天禮等返還陜西的兵馬相較之下，軍隊素質以及將領能力基本上差了一截，且個個都是有名了的驕橫不法，難以制服。這點對趙營同樣有利，陜地官軍越是一盤散沙，就越是難以產生威脅。
趙當世與營中幾名主要軍將大致估算過，按照當前形勢，只論陜西、河南、湖廣三省官軍，成規模的軍事集團基本就是左家軍、陜西三邊總督衙門、總理衙門以及趙營四家。只要抓住機會，未始不能成為其中的佼佼者。
不過時至四月，卻多了一個變數。
繼陜地各路援軍歸鄉之際，早前在中原協助剿寇的勇衛營也接踵而至。
勇衛營最早起自正德、嘉靖年間由宦官組成的忠勇營，屬內府營系統。崇禎即位初，銳意修武備，著力改革諸京營，雖因各京營中就職的勛貴之后及宦官作祟，收效甚微，唯獨對勇衛營的改制卻可算作僅有的可取處。
崇禎初收龍驤左、龍驤右、武驤左、武驤右四衛禁旅統一為四衛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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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內官，司禮監與御馬監明爭暗斗，四衛營本屬御馬監，但后來由內臣曹化淳提督，并在他手上將四衛營改稱為“勇衛營”。自此曹化淳的司禮監一脈徹底控制了內廷所有武裝，他本人也領司禮監掌印太監兼掌御馬監印務，成為內廷第一人。
曹化淳往后，內臣劉元斌、盧九德分掌勇衛營，多次外派投入中原參與護陵剿寇或抵御外侮。崇禎九年，援助畿輔，抵抗清兵入塞。崇禎十年，守鳳陽，蕩
寇于鄭州、安慶等地。十一年，勤王救駕，戰于吳橋。此類種種，屢立功勛，被崇禎倚為臂膀，并不斷擴大規模。至今營中又細分四營，分別置總兵、副將、參將、游擊等職，內中龍驤左營總兵孫應元、龍驤左營內游擊周遇吉、龍驤右營副將刁明忠、武驤左營總兵宋紀、武驤右營總兵黃得功等皆有能戰之名，流寇聞之皆畏。
勇衛營不同于別的京營，兵力強勁，紀律也較好，但因其本身隸京編，屬于客軍中的客軍，趙當世倒也不擔心他們會成為地方性武裝，與趙營爭雄長。何況劉元斌與盧九德都是閹人，更不能成事。所以，單論軍事實力，勇衛營足以與左家軍、陜西三邊總督衙門、總理衙門以及趙營并列，但本質無法對趙營造成嚴重的威脅。不過，至少在短期內，勇衛營的存在對整個楚豫局勢的影響依然很大，不應忽視。
趙營、左家軍、陜西三邊總督衙門、總理衙門、勇衛營，此大五部加上陜、楚、豫、川四省巡撫衙門與各類獨立的總兵、副將等，即為當前明廷賴為剿寇的全部軍事力量。
反觀流寇，形勢則有些微妙。
所謂微妙，既在倉皇四竄的李自成與馬守應，也在已經投順朝廷的張獻忠與羅汝才。
朝廷方面的主意，邊剿邊撫，剿李、馬而撫張、羅，分化瓦解。看著很明確，然而執行起來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順利。
一不順，李自成、馬守應至今未能全鏟除。其中固然有邊警告急的突發原因，但各鎮懷有養寇玩寇之心，也是重要因素。過去的經驗一再證明，對于這樣的巨寇，單純“潰其眾、殺其兵”是沒有多大意義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若不能將李自成與馬守應斬而除根，縱可得一時風平浪盡，一旦局勢有變，其眾必然復將如野草般瘋長起來。朝廷調集重兵，糜費巨額軍餉，卻始終捉不住李自成與馬守應，即便熊文燦等在楚豫間的一連串動作有些效果，但朝廷的態度總體還是不滿意的。
二不順，張獻忠、羅汝才不軌之心路人皆知。趙當世在回到棗陽后不久就收到了左良玉言“棗西將變”的密信，并深以為然。“棗西”之隱喻實則在于更往西的襄陽、谷城。那里若有變，還能有什么變，唯張獻忠而已。此前，包括已被問罪的前湖廣巡撫余應桂與現任鄖陽巡撫戴東旻都懇切指出，張獻忠與羅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建議熊文燦與朝廷趁張、羅立足未穩之際，突施襲擊。但熊文燦認為這些人意在“奪功”，堅決抵制。朝廷當時也因邊塞告急需調兵馬勤王，并認為這種情況下僅憑熊文燦等剩余的兵力行此大舉，無力善后，所以維持現狀，不了了之。
可是此端一開，傳到張獻忠與羅汝才耳中，心中不安，熊文燦又貪索無度，于是自覺就撫的局面難以長久，便“招納亡命，買馬置器”，為日后計。近期更是大肆造仗練兵、立關于河、榷稅為餉，反跡大露。
左良玉與張獻忠有殺兄之仇，尤其關注他，在給趙當世寫信前，其實已經先給熊文燦寫了一封信，信上直言不諱：“賊利野戰，不利守城。我眾，賊散我合，攻之必拔，襲之必擒。一失此機，悔之無及。”可惜的是，熊文燦仍自禁談此等事。左良玉便又給陳洪范寫信，讓他勸說熊文燦，但陳洪范也是個息事寧人的主兒，生怕激變多出禍端，順和著熊文燦，派自己的親信馬廷實、徐啟祚前往谷城西營調和撫慰。熊文燦同樣請湖廣巡按林銘球再度赴西營安撫張獻忠。效果如何，現在還不好說，但左良玉是堅決的主戰派，對熊文燦與陳洪范的態度大為失望，這才聯系了趙當世。
趙當世的想法與左良玉如出一轍，認定了張獻忠、羅汝才必反。懷著這個看法，在將華清送回襄陽后，趙營上下立刻開始著手應對楚北潛流之上那即將到來的驚濤駭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