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公司的老板確實是個天才。
早期該產品來自于博米老板曹陽先生的idea，據稱從3個月前開始規劃，12月中旬開始內測，1月份正式公測，期間產品團隊根據測試反饋不斷做改進和優化,其花費的人力和精力已遠遠超過開設一個普通服務號。
財付通副總吳毅后來掛帥該紅包產品，也帶來資源的投入和重視。
微信紅包成功的意義在于，博米終于以一種輕松和出奇的方式把微信支付植入到用戶的習慣當中。
馬云將其比作““珍珠港偷襲””。
微信在引入了微信支付、游戲、電子商務、二維碼等功能后，逐漸形成閉環的商業模式，開始進入到阿里統領的電子商務領域。相比阿里，博米選擇了另一條不同的逆向路徑：
從最擅長的社交帶動支付，在鋪好了支付的路后再推動金融和電商，這一路徑與阿里最大的差別是,支付僅僅是博米/微信一切的開始。在紅包之前，博米推動微信支付的方式為友寶自動販賣機優惠和嘀嘀打車軟件補貼，投入上億元的推廣費用非常巨大但收效甚微。微信新年紅包這個小產品幾乎以零付出換來了大量的微信支付用戶可謂是“零投入巨大產出”。”
“自問自答下，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基本需求：紅包是大家過年過節基本一個需求，需求基數大。而產品針對基本需求很直接，不搞太多的其他噱頭。
需求樂趣：不管是送紅包送出自己的成就感，還是搶紅包搶來的驚喜，或者起哄帶來的樂趣，都讓這事本身變得已經不是基本需求，而是一種樂趣了，很多人送紅包都能送出癮。用戶基礎：相比線下的用戶使用，微信的用戶覆蓋面更廣，因為傳統的社交通訊需求的覆蓋面巨大，導致微信的用戶群之間玩這個更順理成章了。
傳播路徑：通過“朋友”，“朋友圈”，用了用戶的主動傳播,添加用戶到群就可以搶紅包，減少了傳播路徑的障礙，讓微信紅包迅速爆紅。就像《引爆點》提到的幾個要素一樣，任何產品的爆紅都值得我們深思。
相比其他產品的紅包產品，微博的紅包抽到了想用真是艱難，來往的紅包用起來也是眾多規則，支付寶紅包拓展不方便，各官方紅包變成了抽獎。”
“額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都要從紅包到底是什么談及。起來。
紅包里一個有非常鮮明的中華文化特色的東西。
中華文化圈。比如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流行。
紅包最基本的功能，其實只有一個。
那是表達自己對對方的敬意的一種儀式。比如參加親朋好友的婚禮。通常需要包一個紅包，這是祝福的體現。逢過節，長輩用紅包的形式給晚輩發壓歲錢。表達也是一種關懷
。在我的廣東和港澳地區。怎么還會在新年假期結束？開始上班的第一天。同事和下屬派紅包，被稱為開工利是。其實是想要營造一種和諧的氛圍。
為新的一年送上送上祝福。總而言之。在中華文化里。紅包代表折，一種很正式的禮儀。背后是一種倫理和文化秩序。為什么這么說呢？
這是因為。紅包是不能亂發的。必須要遵守一定的規則。一般而言，長輩可以給晚輩紅包。情侶之間也可以相互送紅包。
但晚輩卻不能給長輩紅包。否則是不尊重長輩的體現。你看到過春季的時候甚至包一個紅包給爺爺的嗎？但現在。這個規則早就被電子紅包打破了。
晚輩長輩發紅包已經成為社交平臺上的常態。所以說，當一些社交平臺提供銀行賬戶綁定和小額紅包發送功能的時候。
表面上看是普及的紅包的文化。伴手。實際上卻是在破壞紅包所代表的文化秩序。其潛臺詞是，想要和一個人交往。就給他錢吧。不管是長輩還是晚輩。尚哥還是同事。嗯，他是誰？全對了。所以說，這種策略是十分符合消費文化的邏輯的。紅包的流行,標志著消費文化給我們的社會帶來的最致命的破壞。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消費文化有一個特別特別重要的運作機制。那就是給人們提供一種虛假的假象。讓人們認為自己只要愿意花自己的錢。就沒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問題。也沒什么實現不了的目標。你想成為中產階級？怎么辦呢？省吃儉用買一個LV的包包。
明天就去上班就行了。就是簡單。電子報的出現和泛濫也是出于這個邏輯。因為把原本作為一種特定禮儀的東西給幻化成了一種普遍性的社會交際手段。讓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繞過各種儀式,以最簡單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說，如今發紅包這個動作已經沒有任何文化上的意義了。而純粹變成了一種機械化的習慣性動作。要對女朋友的愛怎么辦呢？發個大紅包吧。一員工心甘情愿在節假日加班，怎么辦呢？群里發個大紅包，叫大家去分。
咱們也開始形成一種新的觀點，那就是，一個人有多在乎我，完全取決于他愿意給我花多少錢，發多大的紅包。在一個著名的網絡分答平臺上，我們可以看到大量情侶之間因為發紅包的金額問題而分手的故事。一對情侶異地戀，情人節的時候，男孩給女孩發了52塊錢的紅包。你還氣的哭了一夜。天不亮就分手了，原因是閨蜜的男朋友給閨蜜發辣。1314塊錢。
這些人。放過去，聽起來就像是天方夜譚一樣，但今天聽來就顯得無比真實。所以說，電子紅包只是一個具體的現象，但它揭示出來的其實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那就我們。用來衡量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標準。正在日漸枯萎。最終，將只剩下一個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標準，那就是金錢的數額。無賴人，社會交往中，我們想要表達什么樣的感情，是感謝，是關懷，還是想念？我們都會習慣性的拿出手機給對方發一個紅包。至于和金額有多大，則取決于對方在我們心里的分量有多中，甚至對方能夠給我們帶來多大的利益。
這樣行。就讓人很自然地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里面所說的。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別的聯系了。但這個說法多少是有些危言聳聽的，而且相信很多人不會贊同這樣的判斷，因為社交平臺也好，電子紅包也好，只不過是為了人們更提供了更多選擇的技術而已。至于是不是做出這樣的選擇，還是看每個人自己的自由。
對此，我享用著名文化理論家尼爾波茲曼在技術壟斷這本書中提出的一個觀點來反駁。波爾波茲曼認為，就是決不是、絕對不是中性的，它會對文化構成限制，也會對文化進行誘導。也就是說，技術會從自身的特征輸出發，用各種方式去塑造文化。這種粗糙往往往往是沉默的，潛移默化的，讓人們在不知不覺間完成了觀念上的轉變，所以我們才看到今天的紅包文化已經在。跟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的紅包文化有了本質的不同，如今已經沒有什么人為。
人會認為談錢傷感情啊，恰恰相反，一個人在發紅包這個問題上是大方還是小氣，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他人。真美麗的象征。
消費出定義是用貨幣來購買商品或者服務，但消費文化發展到了高級階段，則必然會導致各種原本不是商品或者服務的東西也被貨幣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貨幣化，尤其是那些本來應該和金錢完全無關的感情，比如說親情。愛情和友情一旦出現了貨幣化的跡象，帶來的將是整個社會人文精神的退場，以及價值標準的冷漠。
有個。非常有名的調查公司叫做蓋洛普，它進行了一個全球性的調查，在這個調查當中顯示，消費和金融體系越發達的國家，人的生活越冷漠無感，也就是說咱們越難以找到金錢之外的價值標準。比如，在經濟十分富裕、金融業高達發高度發達的新加坡，人們普遍表示難以在生活中找到有價值、有意義的事物。調查報告中說，新加坡人甚至不怎么笑。
相反，反而是在經濟不太發達，物質不那么豐富的國家，比如不丹，人們的價值信念很強烈，也普遍的認為生活更有意義。
當然，這并不是說錢是壞東西，經濟需要不斷的發展，人的生活條件。消費文化也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我們學習文化理論，了解消費文化的運作方式，其實就是要看在看似繁繁榮和自由的消費行為的表象之下，找到那些隱藏的價值危機。預見的未來。
除了電子紅包之外，我們完全有可能看到各種各樣新的支付手段的出現，也完全有可能體會到這些東西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進一步改變。但只要我們堅守人文的精神，對各種看似合乎理性的技術保持冷靜和反思，就一定能夠實現效率和價值的協同發展。”
看到微信紅包取得如此重大的成績，幾乎是一夜之間就搶走了許多原本應該是支付寶的用戶，阿里馬直接整個人都氣炸了。
大年初四的時候阿里馬召開緊急會議。
正月初四，心情大壞的馬云緊急召回了所有阿里巴巴正在休假的高管，燈火通明的杭州蕭山機場，不時閃過阿里人焦急的面龐，遠在夏威夷度假的特別助理，吳永明因為訂不到機票，直接包下了一架飛機，讓阿里巴巴如臨大敵的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紅包。
“誰能想到，就這么一個小小的微信紅包，直接讓整個博米的支付系統變成了一個龐然大物？！”阿里馬非常生氣，“誰能告訴我，他們是怎么做到的？為什么我們內部就出不了這樣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