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歷史長河當中，人類從早期的愚昧落后的原始文明，逐漸過渡到農耕文明，以后也會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部分國家會邁入工業文明，繼而掀起了波瀾壯闊而又血腥殘酷的殖民擴張運動，對那些仍舊處于農耕文明的國家和地區，進行的瘋狂的掠奪和壓制，同時也為自身的工業發展積累了充足的資本，開拓出廣闊的市場。
在傳統農耕時代，創新的動機很少。國家的政府和貴族地主階級壟斷著他們社會的許多資源，因此，他們往往更喜歡傳統的行事方式，而不是新奇的方法。后者不太可能奏效，甚至有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般而言，商人和工匠也是比較保守的，在一個沒有專利法保護的時代，努力從事發明創造的人通常發現，他們自己的創新馬上就會被他人模仿，或者受到強大的手工行會的壓制。在這種環境下，投資新技術是沒什么價值的。
農業時代技術變化的緩慢節奏本身就阻礙了創新，因為這意味著，投資者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獲得任何回報。對一些工坊場主或者貴族地主階級來說，與其辛辛苦苦尋找更有效的貿易途徑，不如用武力或律法手段來維護對絲綢或者寶石之類商品的壟斷權。對一個國家政府來說，以奪取鄰國財富的方式來促進經濟增長似乎合情合理。在一個沒有后世那種研究機構和競爭公司的社會，戰爭的風險（盡管存在風險）通常要小于向不確定的技術進行投資，因為這種投資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好幾個世紀才能產生利潤。
當然，農人的耕作也妨礙了創新。大多數食物、燃料和紡織品來自小農戶，他們使用的技術很傳統，也沒有什么途徑獲得資金或技術。在這個時期，絕大多數的人居住在農村，遠離城市的知識中心，與市場和新技術的聯系很少。
農人占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絕大多數，也是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他們的生產力很低，因此，農耕文明的整體生產力水平必然也是低下的。農戶低下的生產力也限制了城鎮和城市的規模，因為一般而言，在農業時代大部分時間里，大約9個農民才能供養一個城鎮人員。這意味著城市人口通常只占總人口的10。除了中國以外，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的城市人口規模最多也就是三五萬到十萬左右。
不過，即使在農耕文明中，至少也存在某種創新的區域所在，那就是存在競爭市場的地方。而有競爭的地方，效率就顯得很重要，因為通常而言，工作最出色、價格最低廉的商人和工匠，最有可能為他們的產品和服務找到買家。
漢洲若是想直接從農耕文明跨越到工業文明，繼而躋身強國行列，那必須要在漢洲民眾當中大力培育和發展工業文明基因。
除了鼓勵普通民眾進行各行業的技術創新和發明，還要盡可能的擴大平民教育，使更多的人能學習到基本的文化知識，以提升漢洲的國民素質。齊天曾經野心勃勃的想通過全國性的掃盲運動，將漢洲不多的人口識字率提高到3040。但經過五六年的發展，他就被無情的現實打了臉。
要知道，后世新中國剛解放的時候，國人識字率大概在1020左右。然后以此為基礎，將識字率提高到66，就花了28年。這個數據還是基于在工業文明的背景下才得以實現的。
而漢洲，不說沒有足夠多的讀書人，即使有，那些拼命在工場和農田里做活的移民，哪有這么多的時間來提升自己的識字水平。每日的繁重的勞作，幾乎都已經榨干了身體里的最后一分精力。
不過，基于能讓孩子在學堂里免費吃一頓不錯的午飯，再加上民政府的強力要求，大部分適齡兒童還是被自己的父母送入漢洲各地的學堂，接受基本的三年知識教育。算是為漢洲下一代提升識字率水平，稍稍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漢洲發明創新專利法》是為了鼓勵我漢洲民眾勇于創新，勤于發明，努力提升工農業生產技術，并能從其中得到巨大實利。”齊天將手里的一份文書看完后，對潘其風說道：“鑒于部分民眾對此尚不能全部理解，民政部和工部不妨將以前實施的重獎措施，換一個名義，改為技術專利的使用費。要讓那些實施發明創新的匠人和農人切實體會到，自己一個對某項技術或者某個物件做小小的改進后，不僅會得到巨大的實際利益，而且還可以長期的對這項技術或者改進長期的持有。”
“若是有匠人或者發明創新之人想以此創辦工場作坊的，工商部要積極協調漢洲大錢莊給予資助，或者可以投資入股。對于能填補我漢洲市場空白的商品生產，也可以予以兩年或者三年的免稅鼓勵政策。”
“大統領，既然可以給某些創新發明之類的工場主或者作坊實施免稅，那其他商戶若是為此鳴不平，那又該如何？”潘其風說道：”要知道，很多原巴達維亞來的商人，其稅收減免政策要到期了。他們許多人呼吁我們漢洲的商稅能再降低一點，不說和大明的三十稅一相比，就是和巴達維亞的七八分稅相同也是好的。”
齊天聞言，不由定定地看著潘其風，使得對方的面部表情有些忐忑。
“你知道大明目前出現的各種問題癥結所在何處嗎？”齊天問道。
“連續不斷的災害，糧食歉收，建奴地襲擾，還有永遠剿滅不完的流賊……”潘其風想了一下，小心地說道。
“你說的是各種問題的表象。”齊天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大明各種問題爆發出的癥結所在，是其薄弱的財政收入，使得大明國庫中沒有足夠多的錢糧，無法應對頻繁出現災害，并對其進行及時干預和消除。”
說到底，明末國家的危機實質上是政府的財政危機，由財政危機引發軍事危機，再由軍事危機導致更大的財政危機，如此惡性循環，大明豈有不亡的道理？
引發財政問題的關鍵就是國家賦稅收入長期過低，低到了威脅國家存亡、民族存亡的地步。大明以前這個問題沒有暴露出來，并不意味著這個問題不存在，而僅僅是因為大明還沒有遇到大的挑戰。
到了崇禎時期，受全球小冰河影響，大明連年自然災害、連年戰亂的情況下，以最為尖銳的形式把這一問題暴露出來。在全國受災面積如此廣大，災民如此眾多的情況下，大明可憐的財政收入根本無法應對。若想要實質上解決饑民（饑兵）作亂問題，要發餉和賑災，只能臨時增加賦稅，但結果商稅收不到，卻攤派到了農稅上，導致更多的農業破產，也自然造成了更多的饑民，更多的流民暴亂。
“潘總理，你覺得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當中，賺一兩銀子，是農人來的容易，還是商人來的容易？”齊天沉聲說道：“農人從播種到收獲，至少要經歷一百多個日日夜夜的操勞，還會遇到各種氣象災害、病蟲害、農產品價格波動等風險。即使如此，農人最后所獲得的收益也是極其有限的。”
“但是商人則不同，他們有著充裕的資本，有著異于常人的市場嗅覺，每月，乃至每年獲得的收益要遠遠高于農人。甚至出于某種先發優勢，在一個行業，或者在一類商品當中具有壟斷地位，那所獲得收益就會更多。在大明，整個國家征收的商稅卻是少得可憐，所有的賦稅全部加諸于農民頭上。這幾十年來，大明天災人禍不少，那些活不下去的農人不造反才怪了！”
“聽孟侯公（畢懋康）所言，崇禎九年，整個大明朝廷一年收上來的商稅只有區區三百多萬兩白銀。但是，你可知道，鄭芝龍在最近幾年時間里，他每年僅憑海上貿易利潤和每艘海舶令旗兩千到三千金的收入，就可以歲入千萬計。更令人尷尬的是，大明朝廷的市舶稅竟然只有四萬兩白銀。潘總理，你說，大明的錢都到哪里去了？”
潘其風此時有些窘迫，他在大明三十余年，只是想當然地認為，大明朝廷商稅少收或者不收，是朝廷體恤百姓，優撫商賈，善待天下，是為德政。
至于政府這邊的財政收入，他還真的沒做過多考慮，蓋因漢洲黑山金礦在不停的產出金銀，而且在東部的廣陵堡也發現一處小型的銀礦，因而對于政府這邊，似乎可以實現無限制的發行“貨幣”。
“我漢洲雖然多金銀，但也不能無限制的向市場投放。”齊天仿佛看出了潘其風的心思，笑著說道：“否則，我漢洲物價騰貴，以后外來商品必然大量沖擊漢洲市場，不利用我們漢洲本土各類工坊發展。目前漢洲收取各類商稅，看著稅率要比大明要高出許多，甚至比荷蘭人的巴達維亞還要高出一點，但我們除此之外，再無其他攤派，實際稅率并不高。”
“另外，我漢洲《物權保護法》明確規定，私有財產不受任何侵犯。即使漢洲政府，也不得無端剝奪私人財產，如此明文規定，恐怕在大明，甚至歐洲國家都未曾有過的舉動。”
中國歷代王朝是沒有私人財產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社會的一切都是屬于皇帝，不僅沒有私有財產權，而且人的生命也都在皇帝手中。而歐洲國家關于私人財產的保護，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才正式確立。
奠定一個國家的工業基礎，繼而推動和提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除了投資建設更多的工場作坊，挖掘更多的礦石原料，漢洲需要做的另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建立一個切實有效能促進工商業發展的環境，政府的鼓勵，法制的維護，有一定基礎的民眾教育，最后就是不斷擴展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