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官員們沒幾個知道工巧研究院的存在，所以也不知道劉備到底是怎么弄出來那么精巧的技術，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們對此感到震驚。
并且他們之中的聰明人很快就意識到了這個技術的出現會給大漢帶來什么樣的改變。
總而言之，就是讀書學習的成本會大幅度地降低，并且很難再受到人為的阻礙，每個人都能學習都能讀書恐怕是大概率事件，再想人為壟斷某些知識的話，需要付出不少的代價。
總之，印刷術出現之后，家法傳承這種東西是徹底沒有指望了。
最后三個閥閱家族在劉備的要求下被自愿的選擇了自我終結之路以后，也不會再有新的閥閱家族誕生。
歷史的大變局居然就按么猝不及防的出現了，這讓有些人懷疑這一切是不是劉備早就準備好了，只是等待他成功登基成為皇帝之后，在把這些東西給放出來，用以鞏固帝位。
這些技術對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來說當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東西，他們本身也可以輕松擁有大量書籍閱讀的權限，所以這些技術的進步對他們來說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這樣的人到底是少數。
對于絕大部分沒有足夠書籍的人來說，這些技術的出現和足量書籍的供給足以讓他們對劉備感恩戴德，向他效忠，為他辦事。
他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他們會成為他最忠實的支持者，這會極大的鞏固他的皇帝身份和權力基礎。
一條從未出現過的道路被劉備打通了，放在他們面前，只要他們愿意走，就能走上去。
滿朝上下了解到這個事情之后，但凡對這個技術有所需求的人，都是或明或暗的表示對這個技術的向往，和對劉備的感恩之情。
而對此無感的人也震驚于這個技術的突破性，以及這個技術可能帶來的整個漢帝國局勢的重新塑造。
不過他們也差不多習慣了，劉備成為統治者以后，總是會給漢帝國帶來許許多多的變化，這要是不能習慣的話，還怎么在他的統治下繼續生活？
朝廷的震動劉備完全不在乎，局面已經被他徹底控制住，接下來他要做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徹底的度田，完成這一波應該到來的財富的再分配。
而在此之前他還想把自己的基礎打得更牢固一些，把敵人更多的削弱一些，所以他親自上陣，加入到了五經正義編撰組織中，和鄭玄一起參與到編撰的工作之中。
然后他親自公布了自己設計的標點符號，把具體的意思告知編撰組，讓他們融會貫通，然后對于儒家經典文章開始進行斷句和示意。
整個工作中，大體上是遵照鄭玄的意思來的，鄭玄如何斷句，他們就如何斷句，鄭玄怎么解釋，他們就怎么解釋。
鄭玄是如今天下經學體系的天字第一號招牌，有這個招牌，就能用最快的速度讓標點符號成為人們所相信的東西。
用鄭玄的名聲替標點符號背書，效果是很不錯的。
而當斷句工作出現了一些明顯的爭議的時候，鄭玄其實也挺聰明的，他會把這些明顯的爭議拿出來一部分，送到劉備面前，讓劉備親自決斷。
就和當年的白虎觀會議一樣。
每到這個時候，劉備都會笑瞇瞇地看著鄭玄，告訴他這個事情讓鄭玄自己決定就可以。
鄭玄卻回答說——
“當年孝章皇帝也曾親自決斷爭議，天子親自決斷的爭議，不會再有爭議，臣不過是臣子，威望再高，也會有人質疑，天子則不然。”
這話說的劉備就很開心，于是以自己的儒學功底，對那些有爭議的部分進行了自己的決斷，親自決定標點符號的使用，然后對斷句做出釋義。
怎么符合他的心情就怎么來。
這就體現出君主專制下的一點東西了。
管你古代先賢是怎么考慮的，管你是什么本意？
只要天子說了，那就是對的，天子說的，就是圣賢的意思。
他們今日所學的東西，是當年漢章帝決斷的，而未來的人們所學的，又是今日劉備所決斷的。
鄭玄是一個學者，但是他也是一個聰明人，隨著年齡越發增加，好像也越來越聰明了。
劉備很高興。
到建安五年十二月底的時候，《五經正義》的工程已經完成了一半多，其他各項事務也穩步推進，官員們上手操作事務也越來越熟練，對于新體制已經沒什么生疏的感覺了。
在這個基礎之上，劉備身上的擔子輕了不少，在繁重的工作之中，他得以喘息，甚至還有了一點時間可以去太學還有司隸學府給學生們親自授課、發表演說。
對于教育的事情，他始終抓得很緊，始終不曾有什么放松的，而且在教育模式上，他也提前進行了改革所以當前的學府內所教學的東西也并非都是儒家那一套。
更多的還是懷著一些實用主義的意思在里面，教授一些做小官小吏可能用到的東西，這對于學生們來說是相當實用的。
不過對于大漢第三帝國到底要用什么作為治國指導思想，在《嘉德通義》完成之前，是不會有人明確了解的。
劉備曾思考過要采用什么學說來作為指導思想，但是思來想去也沒有決定。
他派人去體察民情，了解民間輿論，發現民間讀書人們的思想也相對混亂。
支持古文學派儒學的和支持原教旨道家學說的是大部分，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八十左右，還有百分之十是其他諸子百家的余孽，最后剩下百分之十則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牛鬼蛇神。
甚至還有主張和劉備完全背離，想讓大家一起跳大神來解決一切問題的腦殘。
對這種思想，劉備嗤之以鼻。
所以說自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保守派被劉備物理消滅之后，大漢的思想界就沒有穩定過，眼下這個思想界的情況，處于一個完全能被劉備左右的情況。
不管是古文學派的儒家思想還是尚在民間沒有登堂入室的道家思想，那都是劉備說了算的。
所以主持編撰《嘉德通義》的阮瑀也多次詢問劉備，到底是以儒學為主，還是以道家學說為主，是繼續仁的思想，還是回歸黃老之術的道路？
劉備糾結了很久，決定誰都不為主，他決定兼采眾長，不從統治的角度去想，而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角度去思考。
就當前這個中央思想界處于權威真空的狀態之下，他決定什么，什么就能成為大漢的治國思想，既然如此，何必囿于一家一姓之學說呢？
劉備決定親自參與到《嘉德通義》的編撰當中，深度介入，對其中很多的內容進行親自的把關和修改。
儒家的寬仁，道家的因循，墨家的兼愛，法家的嚴明，縱橫家的機變外交，這些，他都想要采納、融合。
只從統治的角度思考，自然會選擇最適合統治的學說，但是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就能得出全然不同的結論。
大唐不也是儒釋道三家并行嗎？
雖然最后也崩了就是。
但是在這個檔口，劉備有太多太多的可操作空間了。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十二月底，在貞觀元年年節之前，劉備明發上諭，昭告天下，決定變法。
因為對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的學說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并且他本人同時遭到了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的背刺，所以他深刻的認識到了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不足之處。
這種話讓別人來說會顯得蒼白無力，但是讓劉備來說，只會讓人們感到信服，無話可說。
因為他真的是被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一起針對、背刺過的倒霉蛋，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來說這兩個學派的不足之處，更有一種苦主在控訴的感覺。
苦主都控訴了還有什么不可以的。
更別說人苦主還是皇帝了。
劉備就用這種優勢身份，對天下人控訴儒家學說的不足。
那一字一句都是斑斑血淚。
他說他遭到背刺之后，深刻的認識到了只是靠教化是無法使人心向善的，掌握了經學傳承的人尚且會做出卑鄙無恥的壞事，起不到表率作用，又怎么能要求學子們去做道德楷模呢？
自己做不到，還讓別人去做，這樣卑鄙無恥的事情一再發生，還是發生在第二帝國的上層，這讓劉備感到痛心疾首。
這樣的事情一再發生，充分證明了儒學治國的局限之處。
正好他也放棄了《左氏春秋》的傳承，放棄了儒學的傳承，那么就從此刻開始，停止以儒家學說單獨作為國家指導思想。
自董仲舒以來大漢朝廷近三百年的獨尊儒術的思想格局，就此畫上句號。
之所以不是廢棄，而是取消單獨的資格，主要也是因為儒學當中有很多值得采納的東西。
儒家學說中的寬仁之道與重視教育的內容，是其他學派所不具備的。
只是單純的采用儒學治國，片面強調仁德而忽視了其他重要的東西，才會讓儒家學說的缺點被無限放大，這不是先人想要的結果。
所以，他決定博采眾長，兼聽各家學說的優秀之處，全部采納，重新打造一個全新的指導思想體系，用以取代單一的儒家思想指導體系。
至于采用什么其他的學說來進行補強，劉備則認為沒有規定，什么學說的什么內容合適，就應該拿進來補強，所有好的東西都應該拿過來，而不應該囿于學派、門戶之見而對優秀的內容視而不見。
在劉備的設想中，大漢第三帝國的思想風格就講究一個打破門戶之見，兼采眾長，不固定采取某家學術，而要展現出一定的學術自由的味道。
就比如法家，法家的確失之剛猛，但是秦的覆亡并不能完全怪罪法家，也有很多統治者的因素和當時的時代因素。
法家的很多東西的確嚴苛，但是法家所主張的以法治國，以及對人性的剖析和約束，還有反對復古、認為世界朝前發展的世界觀，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
反正劉備現身說法，認為自己遭到古文學派和今文學派的背刺就是儒家人性觀的破滅。
他們自己都做不到自己所說的那些，還一味的要求寬仁，想來只是對他們自己的寬仁，對待其他人，就是要多嚴苛有多嚴苛了。
他們自己犯了錯，罰酒三杯就過去了，而與他們作對的人恨不能挫骨揚灰。
這一點就正好佐證了劉備之前決定扶正《漢律》而罷黜“春秋決獄”的事情，由此在朝野內外引起了大量的爭論。
并且得到了相當數量的贊同意見。
哪怕本身就曾是儒家的學子，但是在此時此刻這個變革的時期，他們也沒有把屁股坐死在儒家這邊，而是跟隨劉備一起深刻的反思獨尊儒術這些年來的社會亂象。
只能說漢儒還遠沒有到明清那種僵化刻板的狀態，他們還是善于反復橫跳的。
另外，劉備也在《嘉德通義》里明確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指望世界一成不變，是愚蠢的。
在他看來，世界是不斷朝前發展的，他深刻的贊同法家在世界觀上的看法，認為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
他尤其欣賞商鞅明確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也非常欣賞韓非所提出的時移而治不易者亂的主張。
他堅決不贊同遇事就向古人要智慧，由此更進一步的批判了春秋決獄，把春秋決獄一腳踩在地上，還狠狠的跺了幾下。
此之外，劉備還提出要嚴格依法辦事，堅決維護其權威性。
他認為，古代法家堅決反對在律法之外講仁愛、道德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有道理的。
他贊賞韓非子提出的“任法而治”，主張要在律法執行的過程之中排除一切人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如此一來，就算人死了，那么律法也會留存下來，正確的行為會成為一代又一代人們心中的準繩，不會因為一個人兩個人的因素而出現扭曲。
這一點是劉備尤其花了很多筆墨來闡述的重點。
他深深地認為往后中國歷史上很多的遺憾，都是因為這個至關重要的點沒有在最該改變的時候得到改變而造成的，很多遺憾，真的從一開始就注定會成為遺憾，會成為悲劇。
人亡政息，是多少悲劇的源頭呢？
兩千多年前的韓非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所以，他希望盡自己的全力，去做一些改變，去做一番斗爭。
就算做不到，也算是奮斗過了。
在嘉德通義的其他篇章中，劉備還提出，法一旦頒布生效，就必須官不私親，法不遺愛。
君臣要任法去私，堅持法作為規范社會的統一標準，而不在這個標準之外增添其他的標準。
劉備堅持認為儒學治國的一大隱患就是喜歡搞區別對待，搞刑不上大夫那一套，這樣一來，犯罪的人不能得到懲戒，做善事的人不能得到褒獎，社會的秩序遲早會崩壞。
肉食者為了一時的利益而放棄了長治久安，最后自己也身死而族滅，這又是何等的愚蠢呢？
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這是《左氏春秋》當中的名句，儒者們把這句話當作自己學派的經典傳頌，并且認為這是對的。
但是在具體操作中，他們卻又總是成為了自己口中的“肉食者”。
這是虛偽又悲哀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