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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為民的《狩獵》發表在《當代》今年的第十期，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便創下了接近150萬冊的銷量。
在輿論不斷發酵的時候，這一期的銷量也在以十分迅猛的趨勢攀升。
在林為民第二次投文《文藝報》之前，第十期《當代》已經突破了200萬冊的銷量。
這樣的銷量，放眼全國的刊物，只有那些通俗文學刊物能夠比肩，純文學領域，一個能打的都沒有，包括《收獲》在內。
而更可怕的情況是在《文藝報》發表了林為民的第二篇文章之后，當讀者們聽說《狩獵》將在十年之內不再發表和出版，所有人的第一反應就是跑到書店或者書報攤去買一本《當代》。
哪怕他們之前已經買過、看過這部，可還是有眾多的讀者選擇了再次購買。
十年之內不再發表、出版，那就意味著想看到《狩獵》這部，只能通過1987年的第十期《當代》，除此之外再沒有任何渠道。
對于八十年代無數的文學愛好者來說，這就好比是二十年前流行的手抄本，大家想方設法也要弄上一本。
但現實情況是《當代》絕大多數時間的銷量是穩定在120萬冊到140萬冊之間的，所以每一期的印刷量也會大致在這個區間。
林為民的作品發表，《當代》進行了首印數量的調整，起步就是180萬冊。
然后又因為銷售過于火爆，再次加印了60萬冊。
《文藝報》上的文章發表出來之后，這一期《當代》的銷量已經逐漸下滑到了一個平穩的階段，全國各地的書店、郵局、書報攤等銷售渠道的存量高達40萬冊，基本上滿足了這一期《當代》的后續銷售。
可是誰也沒有想到林為民的文章竟會引發如此大的搶購熱潮。
僅僅四五天時間，所有渠道的刊物銷售一空，同時讀者們的購買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紛紛要求補充圖書。
雪片一般的征訂需求從全國各地陸續匯總到國文社，短短三天時間，第十期《當代》再次征訂的數量達到了驚人的80萬冊。
并且這種征訂需求還在持續不斷的增加，每天六位數的速度持續攀升。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情況，群龍無首的《當代》編輯部也不敢擅自做主，只能把數據都交到了社長程早春這里。
程早春看著手里的征訂需求量，有些不敢相信。
《當代》都已經上市銷售兩個月了，哪來的這么多購買需求？
“社長，應該是跟為民發在《文藝報》上的文章有關。現在的情況是不光是之前看過《狩獵》的要買我們的刊物，連那些只聽過、沒看過，甚至是聽都沒聽過的潛在讀者，都被這些搶購的讀者們帶起了風潮。”
賀啟智說的沒錯，全國各地發來的征訂數量現在已經完全超過了這一期《當代》的讀者群體，這些征訂信息當中不僅有《當代》和林為民的忠實讀者，也有因為跟風湊熱鬧的讀者。
畢竟一個作家主動提出自己的將會在十年之內不再發表和出版，這事本身就很新鮮。
以往國內不是沒有“禁書”，可那都是被動性質的，像林為民這樣一般的，讀者們還是頭一次見。
看過的讀者，想再多買一本留作紀念。
沒看過的讀者，好奇想看看這部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還有無數跟風的讀者，風潮就這樣在短短幾天之間迅速形成。
聽完賀啟智的解釋，程早春思量片刻，說道：“通知印刷廠那邊，先加印100萬冊。”
“那繼續來的征訂單怎么辦？”
“過幾天再說，這股風潮應該不會持續太長時間，有個十天半個月應該就會過去，過幾天看情況再加印一次。”
“好！”
接到國文社的指令，印刷廠連夜加班加點開工。
兩天時間后，滿載著剛印刷出來的《當代》的卡車從印刷廠出來，然后再送到火車站貨運站，這些刊物將在這里被分發到全國各個城市。
飛機經由香江，抵達法國，林為民落地后見到了久違的老朋友加里揚。
令人生理不適的貼面禮過后，加里揚的嘴跟機關槍一樣說起來沒完。
熱情是真的熱情，可聒噪也是真的聒噪。
接機的除了加里揚這個伽利瑪出版社的職員，還有一位我國駐法國待史館的鐘參贊。
能讓待史館的二號人物來接機，林為民有種受寵若驚的感覺。
寒暄了幾句，鐘參贊對林為民特意對林為民道了聲謝，這次他來參加龔古爾獎，確實是有助于中法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的。
具體到細節，比如說駐法待史這次就受邀參加了本屆龔古爾文學獎的頒獎儀式，從文化到政治，交流便通過這樣的方式水到渠成。
下榻到飯店，林為民休息了幾個小時，接受了待史館的宴請。
第二天，林為民在加里揚的帶領下，參觀了伽利瑪出版社的總部，然后便是洽談出版事宜。
龔古爾文學獎是法國自然主義家埃德蒙·德·龔古爾為了紀念弟弟茹爾·德·龔古爾而設立的。
埃德蒙·德·龔古爾在1874年7月14日立下遺囑，為了紀念他的弟弟，要用遺產作為基金，成立即龔古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并指定福樓拜、左拉、都德等10名友好作家成為第一屆院士，并于正式設立1903年。
半個多世紀以來，龔古爾文學獎每年評選一部，獲獎者中包括普魯斯特、馬爾羅、西蒙娜·德·波伏瓦、等著名作家，不僅是法國久負盛名的文學大獎，在歐洲和世界文壇也同樣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龔古爾文學獎有一點為人所詬病的就是獎金數額，最初龔古爾文學獎的獎金是按照埃德蒙規定的5000法郎，到了1960年開始由于通貨膨脹改為了50法郎，現在到了八十年代，獎金依舊維持在這個標準，因為通貨膨脹的緣故，獎金價值更低了。
不過獎金的數額對于龔古爾文學獎來說更多的只是一種象征，這個獎項更讓人看重的是它獨一無二的影響力。
很多原本在獲獎前籍籍無名的作品，在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的肯定之后，不僅在法國暢銷，更會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出版。
根據近年來的統計數據，僅在法國國內，這些龔古爾文學獎得獎作品就可以平均售出40萬冊，作者也得以舉世聞名，通過龔古爾文學獎被徹底改變命運。
這次伽利瑪出版社邀請林為民來法國，自然不是無的放矢。
以他們出版社在法國文學界的影響力，早已鎖定了這一屆龔古爾文學獎的結果。
林為民憑借《情人》獲得龔古爾文學獎，對于他的作品在海外的傳播自然是有著極大的益處。
因為電影《情人》的緣故，法語版《情人》通過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到全世界的法語地區后，銷量頗為可觀，半年多時間以來已經銷售了近90萬冊，對于一部譯制作品來說，這個成績堪稱優秀。
如今《情人》獲得龔古爾文學獎，憑借著獎項的影響力，未來幾年時間當中銷量自然會因此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不僅如此，包括林為民這個作者的名聲也會因此受益。
自然而然的，林為民所創作的其他作品也會乘著這股東風受到更多讀者的期待和歡迎。
伽利瑪出版社這次邀請林為民除了參觀，自然也要談他名下其他作品的出版事宜。
這一次伽利瑪出版社早有準備，提出了想要出版的書單。
林為民看著書店上的最后一個名字，笑道：“你們出版社的準備確實很充分，連《狩獵》都列了出來。”
加里揚作為談判代表有些自得，“這是自然。林，我們出版社可是非常有誠意的。”
林為民卻道：“不過你們知不知道，《狩獵》這部我已經決定在短時間內不會出版？”
加里揚有些意外，“為什么？”
“原因很復雜，一時半會跟你解釋不清楚。”
見林為民不愿意多說，加里揚有些遺憾，“那好吧，既然如此，看來這部要從書單當中劃掉了。”
劃掉了《狩獵》，書單上僅剩下四本書的名字，也是近幾年來林為民作品當中海外出版最多和成績最好的幾部。
《霸王別姬》、《套馬人》、《追兇》和《燃燒》。
有了上一次的談判經驗，加里揚這回吸取了教訓，沒有再跟林為民絮叨，而是直接開價。
15的版稅，四部首印冊數從15萬冊到30萬冊不等，誠意十足。
從伽利瑪出版社的表現來看，龔古爾文學獎的影響力確實非同凡響，林為民痛快的簽下了出版合同。
出版事宜商定過后，時間來到晚上，伽利瑪出版社特地為林為民舉辦了一場歡迎晚宴。
在主編安德烈的介紹下，林為民認識了一圈出席的嘉賓。
這些人當中有不少都是曾經獲得過龔古爾文學獎的作家，寫《榿木王》的米歇爾·圖尼埃、寫《動物園》的伊夫·納瓦爾、寫《安娜·瑪麗》的呂西安·博達爾……
這些人有一個統一的標志，那就是都是由伽利瑪出版社捧紅的。
由此可見伽利瑪出版社對龔古爾文學獎的影響力，在場的人對于這樣的結果似乎也習以為常。
除了作家，晚宴上還來了幾個電影圈的導演。
后世提到法國電影流派，很多文藝青年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所謂的“新浪潮”電影和導演們。
但實際上，在法國的電影圈里，還有一批比新浪潮更加文藝的電影人。
這群電影人沒有什么核心宣言，也極少成群結隊的出現在電影圈，但他們兩個共同的特點。
其中之一是，這群人普遍都居住在塞納河左岸，所以他們又被法國人稱為左岸派。
另一個特點是，這群人基本都有文學創作經歷，他們在成為電影人之前很多都是作家或者編劇，這樣的經歷直接影響了他們的電影風格。
文字出身的經歷注定了左岸派電影人與法國文學圈的交往很密集，只是經過了六十年代的鼎盛時期，左岸派導演們如今已經風光不再，而漸漸都被歸到了引爆法國的新浪潮導演當中去。
阿倫·雷乃是左岸派導演的中堅力量，同時也是法國人所共推的新浪潮旗手。
1959年，執導個人首部電影《廣島之戀》獲得第12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費比西獎。1961年執導劇情片《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獲得第2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1980年，執導劇情片《我的米國舅舅》獲得第33屆戛納國際電影節評委會大獎。
伽利瑪出版社能邀請到這位大導演，讓林為民很意外。
林為民當初在文研所學習時去小西天看內參片，其中就有阿倫·雷乃的《廣島之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