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績效考核制度是林為民上任國文社總編輯后燒的第一把火，獲得了社長和書記的支持，推行起來并無壓力。
他計劃在三月份在全社推廣，一、二月份兩個月時間里則是先在《當代》編輯部做試點，給社里同事們一個心理準備和適應的過程。
《當代》是林為民在國文社起家的地方，人頭熟、氣氛融洽，是個當試驗田的絕佳場所。
文件宣貫以后，《當代》編輯部便成了國文社很多同事光顧最多的地方，大家都想來看看，實行的績效考核制度的編輯部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來看西洋景的人注定要失望，除了辦公室墻上多了貼了幾張規章制度和圖表，大家的工作還跟往常一樣，并無什么不同。
大家失望而歸，少不得對即將落實的政策嘀嘀咕咕。
社里的年輕人們，基本都對這次的政策持支持態度，社里推行績效考核制度，受益最大的應該是那些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干活的編輯，以前社里的這些年輕人因為地位的關系，或主動、或被動的都必須加倍的努力工作，但有些時候工作干完了，榮譽卻跟他沒什么關系，更別提多勞多得。
中年人們對政策的態度比較淡然，這群人已經是社里的中堅力量，工資、待遇不算差，績效考核對他們有些加成，但總體沒有給予他們多少利益上的傾斜，當然了，也沒有什么觸動，大家找不到反對的理由。
在老同志群體當中，這次的政策引起的反響就熱鬧多了。
有覺悟高的老同志對林為民的銳意進取表示支持，有些安分守己的老同志覺得林為民純粹是在瞎折騰，還有一部分老同志覺得林為民這就是在針對他們。
覺得林為民在針對他們的老同志人數并不多，這群人的感覺也沒錯，林為民確實是在針對他們。
這些人能力可能有，但喜歡倚老賣老、自己的本職工作完成的不多，整天拉著年輕人幫他們干活，社里的小年輕深受其害。
林為民沒權力開除他們，但斬斷他們占便宜的手的權力還是有的。
感受到林為民對于他們赤裸裸的歧視，這群為數不多的老同志，私下里在一起交頭接耳，沒少說林為民的壞話。
他們還串聯著去找領導談話，主任這級別的肯定不好使，社領導里程早春和林為民就是穿一條褲子的，他們便把目光放到了三駕馬車之一的周書記身上。
周書記跟程早春、林為民早有默契，面對這群老同志上門喋喋不休，他好茶好煙的招待著，笑呵呵的應對，充分讓老同志們感受到了被尊重的感覺。
可老同志們很快就感覺到了不對，這老周，不辦事啊！
老同志們在領導這里沒找到存在感，有些灰心喪氣，轉頭更加猖狂的說起了林為民的壞話，打算以此來敗壞他在國文社的名聲。
這天賀啟智來找林為民溝通績效考核制度在《當代》編輯部實行之后遇到的幾點問題，說完正事之后，賀啟智道：“為民，聽說了嗎？”
“聽說什么？”
“最近你在社里的口碑可不太好！”
林為民聞言笑了笑，“你見過哪個當領導的口碑好？”
賀啟智朝他豎了個大拇指，“不錯，當了領導真是不一樣，覺悟立馬就上來了。”
林為民自然是知道最近關于他的那些流言蜚語都是從哪里來的，這些東西傳的越多，越證明他改革的正確性，不把隊伍里的害群之馬清理出去，隊伍怎么能跑得起來？
“不提這個了。”林為民擺擺手，又問道：“這一期《當代》的口碑怎么樣？”
1991年第一期《當代》已經上市近半個月時間，作為林為民主持《當代》的最后一期刊物，他自然是關心的。
賀啟智道：“口碑相當好，銷量也很不錯，這一期破220萬冊應該不成問題，大家對于華的《活著》評價非常高。”
于華的《活著》排了幾個月的隊，終于在今年的第一期刊物上發表。
作為林為民看好的作品，《活著》享受了頭條、大字號、一期發完的待遇，這三項待遇現在已經逐漸成為《當代》的一項傳統。
得到這樣的待遇，對于作家們來說不僅是光榮，更意味著他們的作品很有可能在《當代》的推廣之下響徹國內文壇，成為千百萬讀者們熱烈追捧的經典之作。
《平凡的世界》、《塵埃落定》、《白鹿原》……
但凡在《當代》享受過這種待遇的作品，還沒有出現過意外。
《活著》發表后的反響也沒有辜負編輯部對這部作品的期待，和它的前輩們一樣，這部小說在發表后的短時間內便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以先鋒文學起家的于華，經過這些年的不斷磨練，已經逐漸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獨特風格。
余華早期寫先鋒小說，善于也樂于剖析人性之惡、之殘酷，但在《活著》里面，于華的風格特點發生了轉變。
在《活著》當中，厄運多，但惡行少；英雄少，但美德多。
透過《活著》，評論家們和讀者們能夠清晰的看到于華作為作家的成長。
對于評論家來說，這種成長是令他們欣喜的，中國文壇看起來又要多了一位了不得的大作家。
但對于讀者們來說，于華的成長卻令他們無比痛苦。
《活著》伴隨著《當代》的熱賣，在短時間內便擁有了上百萬的讀者。
雪片一般的讀者來信迅速的堆滿了編輯部的角落，其中絕大部分來信都提到了《活著》這部小說。
讀者們對于《活著》的評價普遍是非常高的，憑心而論，這是部非常好的小說。
但恰恰是因為這種好，卻令讀者們倍感痛苦。
爹死了，娘死了，老婆死了，女兒死了，兒子死了，女婿死了，外孫死了。
中國的文學愛好者們不是沒見過世面，一部文學作品死幾個人算得了什么事，主角遭受點苦難又算得了什么事。
可問題是，你他娘的不能可著一個人禍害啊！
在眾多來信當中，有相當數量的讀者寫信來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聲討小說作者于華。
大家的意見總結起來只有一句話：是誰他娘的教伱這么寫小說的？
不過抱怨歸抱怨就跟觀眾愛看苦情劇一樣，你劇情越是虐，觀眾越是愛看而且是邊罵邊看，看完了之后還得梨花帶雨的說一句：寫的真他嗎好。
讀者們的抱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算是對于于華和《活著》這部小說的肯定。
相比讀者們的反應，評論界的反應就要簡單多了。
《活著》中所體現的對農民和鄉村的認同不同于于華以往的作品，農民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于華以福貴的形象展示了他所想要表達出來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是屬于中國鄉村文化的哲學。
農民作為苦難的承受者，在命運面前毫無反抗之力，甚至沒有任何主動的抗爭精神和反抗勇氣。
如果按照現代文化的看法，這種對于生活和命運的態度無疑是愚昧落后的體現，但它同樣也蘊含了農耕文明所承載的歷史和文化，有其產生和生存的深刻原因。
也恰恰是因為這種被動的生活邏輯，使得中國的農民階層能夠綿延至今。
《活著》所表達的這種隱忍的生命觀，戳中了很多評論家和讀者的心。
中國人是土地里長出來的民族，‘活著’這個詞在漢語語境中是充滿了力量的，它的力量不來自于喊叫，也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重量，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也正是這種樸素的，契合中國人歷史觀、生命觀和價值觀的風格，才使得《活著》能夠獲得眾多評論家的肯定和無數讀者的喜愛。
賀啟智的腦子里回想著最近《活著》在文學界和讀者群體當中所引發的強烈反響，臉上笑的燦爛，“作品的影響力對于穩定銷量確實很有幫助，這次于華的《活著》看起來又是一部擁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品。”
林為民欣慰的點點頭“這就好。稿件的質量是刊物賴以生存的根基，謨言的新小說應該寫的差不多了，還有二月河的你也想著多問問。”
“好，回頭就聯系他們。”
“國立文學院這幾屆學員里有幾個好苗子，你們大家想著多關注、多聯系。”
林為民在《當代》干了十年剛剛放在那里的工作，總會習慣性的多說兩句，他說完之后覺得有些不妥，臉上帶著幾分歉意，“老賀，你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就行。”
賀啟智不在意的笑笑，“我明白。”
等他走后，林為民去到了程早春的辦公室，先是跟他聊了聊編輯部績效考核制度在《當代》編輯部試行半個多月后的效果，然后準備燒一燒他新官上任的第二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