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成法的新政是在二月份頒布，由于朝廷給了適應期，于五月下旬各地州府、路府以及御史衙門開始進行核查。
整個核查的流程是這樣，中央朝廷那邊，每個衙門都有三本簿籍，其中一本登記本衙門的事務作為底冊，將一些沒有必要考察的公事進行剔除，放在本部門的檢法案。
本部門內部督查并非后世才有，古代就存在。如三司各司當中都設有檢法案，負責本部門的紀律、督查、以及審問，甚至還有審判和裁決的權力。
檢法案會監督本部門的人員看是否完成了任務，完成一件手里的簿籍就劃掉一件，沒能按時完成的就交給御史臺那邊進行處理。
然后再造兩本一模一樣的簿籍，第二本放在御史臺負責這個部門的御史手中，與本部門的檢法案進行核對。
今年開始，除了新政以外，御史臺也進行了更別。每個部門有專門懂這方面知識的御史參與，如財政御史、教育御史、工程御史、軍事御史、審官御史、屯田御史、巡查御史等等。
如果某個部門，比如財政部的內部考察出了問題，負責財政部的財政御史就會將情況如實上報給政制院，政制院再給相應沒有完成任務的官員進行處罰。
至于最后一本簿籍自然是放在政制院，以備政制院的人隨時抽查。如此形成了隨事考成的制度，一件事一考成，一個月一考成。
地方上則不同。
雖然也是三本簿籍，但少了內部糾察，卻多了外部監督。
比如一個縣的三本簿籍，一個是在本地縣衙里，一個是在上級州府衙門，最后一個則是在地方御史司。
一縣之地的工作要向州府匯報，向地方御史司負責。州府衙門的工作向路府匯報，同樣也要向地方御史司負責。路一級則是向朝廷匯報，向朝廷御史臺負責。
這就意味著路一級基本上是與地方御史司共同核查，互相監督，互相協作，對下級的州、縣等部門進行審核，最后再統一向朝廷那邊匯報。
但核查速度肯定沒那么快。
州府、路府以及各地御史層層調查、層層上報，來馬，再在當地實地考察，至少也得一個多月才能查清楚，然后再把結果送到汴梁。
等到汴梁那邊對官員的政績考察結束，基本上也就到了八月份，然后六月份的報告又上來了。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古代交通不便，汴梁周邊區域以及運河沿線都還算好的，像廣東、廣西、福建、貴州、江西、四川、陜西、甘肅、山西這樣離河南遠的，能一個月送到都算是不錯了。
不過范仲淹也考慮到了這一點，路一級的官員往往都是朝廷派巡視官員去核查，而偏遠路的下級州府、縣府，路一級的衙門與御史司可以自行處理。
比如說廣西路邕州，也就是后世的南寧市，離開封府兩千公里，正常情況下除非是八百里加急，否則普通公文輸送往往要一月以上。
這一來一回那不扯淡嗎？
所以本地縣一級的事務，路一級的安撫司、轉運司、刑獄司、常平司、御史司就能做決斷。實在決斷不了才會上報，然后再把幾個月的事情匯總，過一段時間報一次。
而且這五監司都有向政制院匯報的權力，地方上還有皇城司，皇城司在路一級同樣有鎮撫所，鎮撫使也負責督查、監督等事務。
因此除非一路包括所有御史、皇城司的人全都叛變成了貪官污吏。否則正常情況下，一路的高級官員是能夠做到互相監督，對下級部門進行嚴厲考察，不至于因交通問題出現什么岔子。
等到了七月份，慶歷新政就已經初現成效。
五月下旬考察，汴梁各個部門的內部衙署到六月上旬就出了結果，第一批被處置的官員達到了七百多人。
其中有四百多人居然是貪官污吏，趙駿查貪腐的漏網之魚。
這些人怎么落網的呢？
很簡單。
對賬目就是了。
公款虧空，如何填賬？
要么造假賬，要么想辦法補上。
及時補上來興許能瞞天過海，可造假賬就難了。
因為以前的官員人浮于事，一來對貪污司空見慣，二來懶得落實政策，一件事情的跟進和了解幾近于無。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糾察人員就得刨根問底，比如你這賬目里哪些不對勁，購買了哪些東西，為什么沒看到，錢都去哪了，一查保準能查出問題來。
結果就是大量貪官污吏落馬，這還只是貪官，吏員就更多了。當時全國的吏員數量在五十萬以上，宋真宗曾經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萬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門的吏員數量能達到三四萬，不搞貪污受賄的怕是沒幾個。
除了開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個部門，就沒查出幾個干凈的吏員。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這一下查出四百多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吏員就更夸張，有問題的怕是好幾萬人。
其余三百多個有問題的官員只是沒有按時完成任務，最多也就是罰俸或者記處分，嚴重一點也就是降職。
而這些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時間朝堂上都炸開了鍋。
不是震驚于開封府下居然藏污納垢有那么多貪官污吏，而是震驚于波及范圍那么大，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們紛紛上書，請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簡單。
這四百多名貪官先不論，數萬吏員可就是個大問題。
一旦把這些人處理掉，朝廷不僅要停擺，恐怕整個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圍的騷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員罷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詣宰相第喧嘩，又詣衍第垢，亂挪瓦礫”。
也就是說，景祐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負責裁減三司吏員。
這些吏員懷疑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議的，十分憤怒，五百多個吏員先集體跑到呂夷簡、王曾等宰相府去鬧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門口破口大罵，亂扔瓦塊石頭，進行抗議。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鬧得夠嗆了，更別說現在數萬人。
不過好在范仲淹和趙駿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規實施，規定汴梁的吏員將成為公職人員，享受中等禁軍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貫，月俸約二點五貫。
這個工資談不上高，因為當時民間雇工價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間，碼頭當搬運工人一天能賺二三百文，一個月下來都能掙四五貫錢。
但吏員也有其它福利，如補貼、津職、餐補等等，換算下來一個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貫，養活一家老小不是問題。
范仲淹宣布以前他們沒有工資，沒有收入來源，被迫索賄納賄，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規定后，若再有向百姓索賄要賄，各衙門吃拿卡要著，一律問罪。
朝廷這次核查，在新法規出來之前的免罪，新法規出來之后還繼續搞事者，一律開除公籍，罪行嚴重者甚至要下獄問罪。
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數萬吏員，縮減到了五月份新法規出來后，依舊犯事的幾千名吏員身上。
饒是如此，反對考成法的人依舊絡繹不絕，阻力開始越來越大。
沒有貪污的覺得考成法讓他們累得要死，以前當官喝喝茶，吃吃飯，狎狎妓，一天就過去了，每個月還能領超過百貫的工資，生活爽歪歪。
現在雖然工資只有五品往上到高級官員被砍了，五品往下的中下級官員倒是依舊維持原來的高工資水平。
可架不住這個卷法啊。
貪污了的就更加惶恐不安，沒想到這考成法如此嚴厲，讓他們無所遁形，想貪污都沒機會。
一時間大家紛紛趁著這次風波，以各種理由反對考成法的繼續實施。
然而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絲毫沒有退讓。
給他底氣的不是趙駿，而是現在國庫確實很有錢。
歷史上朝廷打了幾年西夏戰爭，又和遼國簽慶歷增幣，鬧得財政虧空，赤字嚴重。
但這次不僅打仗時間很短，兩年之內速戰速決，而且準備得也更充分。
首先是趙駿全國巡視，查了很多貪官污吏，為國庫貢獻了上千萬貫的錢財。
其次是交子鋪經過幾年發展，已經在全國主要商業城市進行擴張。
如洛陽、福州、江寧、長安、廣州、杭州、江陵、明州、泉州、密州等地開辦，往交子鋪存的錢都已經數千萬貫了。
還有國企改革之后，把大量的國有資產賣給私人商販，所獲數千萬貫，并且國營入股，每年還有大量的分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從去年年底朝廷與日本簽署貿易，到如今大半年過去，宋日貿易額已經達到了一千多萬貫，貿易量還在持續增加。
當時海運有巨大風險，困難重重，稅率較低，只有10，所以宋日貿易額在一年內暴漲了大概三到四倍，光稅收就達到了一百多萬貫，朝廷收上來的是銀子，約一百余萬兩銀。
看著不多，但這已經是巨大進步。
宋朝主要外貿收入是廣州和泉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紹興三十二年，泉、廣兩市舶司舶稅凈收入增至二百萬緡。”
也就是廣州和泉州的稅收每年是二百萬貫，貿易額大概在兩千萬貫以上。跟日本那邊則主要是以宋朝進口硫磺和銅為主，且日本閉關鎖國，雙方在南宋之前的貿易額度都不算大。
現在直接暴漲那么多，再加上其它州市舶司，還有陸地絲綢之路、茶馬古道、遼宋貿易，每年稅收加起來得上千萬貫，極大地彌補了財政的虧空。
所以在這么多增加收入的情況下，隨著這幾年一邊打仗一邊收稅，大宋的國庫盈余不減反增，不僅填平了以前的財政虧空，現在國庫里還有七八千萬貫的存余，相當于大半年財政收入了。
并且隨著馬上夏稅收上來，國庫在今年可能有一億多貫，再加上秋稅，減掉一年開支，剩個幾千萬貫不成問題。
有了錢之后就能給汴梁的吏員發工資，整頓好汴梁的吏治，將來在全大宋實行兩稅制度，分地稅和國稅，開始全國官吏分治，吏員納入公職，享受國家工資，并且還有舉茂才，考官員的上升通道，這將極大鼓勵吏員努力工作。
因此在種種條件下，范仲淹有底氣把改革進行到底，哪怕第一輪考核已經觸及到了很多人的利益，查出了不少貪官污吏，他也屹立于朝堂之上，與諸多同僚唇槍舌劍，堅決不肯罷休！
這一次政制院站在了范仲淹這邊，與諸部的很多官員進行了對抗，趙禎也頂住了壓力，表示對這些貪官污吏嚴懲不貸。
只是雙方扯皮、爭論，浪費了大量時間。
以至于這四百多名貪官污吏都還只是暫時解除了職務，都沒有下獄問罪，結果到八月份，汴梁周圍地方上又查出了諸多問題，鬧得沸沸揚揚。
這下不僅是汴梁大部分京官反對了，周圍地方上的官吏也都紛紛向朝廷上書請求停止考成法。
鬧出的動靜，波及的范圍比歷史上慶歷新政還大。
畢竟歷史上慶歷新政針對的只是官場八九成官員，對那些進士出身的進行考核，對門蔭入仕的大范圍裁撤。
而這一次涉及到的是全天下官員的考核，誰都希望日子過得舒服一點，不想那么卷下去。
所以哪怕不是貪官污吏，也想繼續維持以前舒坦的生活。
然而老范態度堅決，不肯退讓。
即便朝堂上下反對聲音一浪高過一浪，他也堅決督促各部檢法處和御史臺繼續考成。
雙方拉扯，時間就這樣來到了慶歷元年十月，新法實施的八個月后。
這一日御史中丞鄭戩臉色嚴肅地坐在御史臺衙署當中。
他的身邊站著余靖、尹洙、歐陽修、蔡襄、李紘、王質、王洙、王素、楊察、趙抃、陳希亮等二十多個御史臺中堅力量。
其中他的左右手侍御史蔡襄和尹洙臉色更是非常難看。
因為剛剛，御史臺查到了一件大案，涉及到了財政部尚書程琳，宰相呂夷簡、盛度！
蔡襄和尹洙是范仲淹的人，而呂夷簡和盛度現在正在支持范仲淹改革。
如果在這個節骨眼上出現涉及到了他們的案子，很有可能讓呂夷簡和盛度改變對范仲淹的支持態度。
一旦如此，那就出大事了。
然而此時他們卻無可奈何，因為此事是鄭戩發現，他鐵面無私，這次又召集諸多同僚直接議事，就是要把事情給定性。
就聽到鄭戩環顧四周，沉聲說道：“如此大的案子，御史臺責無旁貸，你們說說怎么辦吧。”
趙抃立即說道：“御史臺如今承擔著監管天下官員的職責，且知院三令五申，說要依法治國、依法辦事。如果此事因為涉及到宰相和尚書就退縮，御史臺威嚴何在，法制何在？”
歐陽修沒有想明白其中關節，亦是嚷嚷道：“下官以為就該法辦！別說只是涉及到了宰相之子，就算是宰相本人，亦是決不能逃脫罪責！”
蔡襄和尹洙當時就差點沒給歐陽修來一拳。
這個豬隊友。
他也不想想，現在范仲淹能推動改革，全靠政制院在背后支持。
如果因為這件事讓范仲淹在政制院不能立足，那新政該怎么辦，以后朝廷的改制又該怎么辦？
但這種時候他們倆也無奈。
畢竟鄭戩不是私下跟他們說，就意味著此事只能捅出去，所以他們只好默然不語。
他們不說話，其余人卻對趙抃和歐陽修紛紛表示支持。
王素毫不遲疑：“必須法辦。”
楊察說道：“新政下達，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我等御史臺肩負使命，豈能徇私枉法？”
陳希亮道：“此案也能給天下官員提個醒，就算是各部尚書及宰相，亦不能逃脫罪責，下官覺得，只有如此才能維護知院常說的法治精神！”
“好！”
鄭戩看到手下范黨和趙黨都支持，便拍案道：“那就這樣辦，隨我去拿人！”
當下在鄭戩的帶領下，召集御史臺公署衙吏，浩浩蕩蕩，直奔呂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