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備來說，這缺乏理智的皇帝李治有三十萬大軍，不是很羨慕。
畢竟孔明已經不止一次擺開揉碎了和他講，統御超過十萬的大軍，難的從來都不是人。
后勤的補給，上下級的聯絡，命令如何有效傳達，打起來的時候如何如臂指使等等，全都是難處。
但這些難處并非不可克服。
培養官吏，令軍官識字，制定規范以旗幟鼓聲傳令，征召更多的隨軍參謀等等，這些都是漫談時候拿出來的想法。
對于大軍的統御是可以培養復刻的。
但那些名將之勝，皆不可復刻。
如冠軍侯的深入敵后不迷路，且能悍勇連戰。
如這李靖的雪夜奔襲掃犁庭，且能料敵必中。
這一刻，劉備對后世所說的，名將的意義就是加快歷史的進程之語，更加明白了。
一萬人達成你三十萬人的目標，而且用時更短，糧草消耗更少，目標完成的更好。
天皇大帝李治時期的唐軍戰斗力下滑是肉眼可見的。
有人將其歸結為府兵制的逐漸崩壞，并稱李世民時期唐朝的強悍是因為府兵制完整。
但實際上，在李世民后期府兵制就已經跟不上時代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薛仁貴。
薛仁貴并非是府兵，而是募兵，在唐時稱呼為征人。
《太宗本紀》寫的很清楚：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人，并趨平壤，以伐高麗。
為啥這樣干？因為府兵根本不夠用。
府兵制類似于軍農合一，戰時為兵，閑時為農，免去賦稅，但是每年需要服役相應的天數。
舉個例子虎牢關五百里內有個千人軍府，按照唐朝的府兵規定，這千人軍府需要分成五個兩百人的小隊在五個月內輪流服役一次，也就是五番。
這樣的府兵制在唐朝開始擴張后，就完全不夠用了。
領土的急速擴張，導致府兵服役的地方往往與軍府有千里之遙，每一次服役可能要耗費一年，或者更久。
而且貞觀年間戰爭頻繁，往往有可能一個府兵一年的兵役服完了，另一場戰爭又開啟了，府兵又要奔赴另一個戰場，導致輪番計算變得極為復雜。
其次就是在貞觀年間尚軍功的情況下，府兵反而是限制了出兵的規模。
還是以五番為例，李世民貞觀十年在天下設軍府六百三十四，軍府分上中下三等，上軍府一千二百人，中軍府一千人，下軍府八百人。
由此可以模糊算得貞觀十年府兵有六十萬人，按照五番輪流服役的規定，貞觀十年能抽調的府兵極限是十二萬人。
這十二萬的府兵既要戍守邊關，還要拱衛京師，最終能被抽調出去打仗的人數大約也就四五萬人。
如果再算上府兵花在路上的時間，以及輪番休憩的規定，如果碰上連續作戰，能抽調出征的府兵甚至能降低到三萬左右。
也是因此，二鳳打高句麗時便開始募兵，最終抽了個薛仁貴這個金卡出來。
“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嘆郁邑”
這是對于募兵的記載，可見效果很好，畢竟對大唐百姓來說，從軍也不在乎你那仨瓜倆棗，大家都是奔著軍功去的。
而在遼東之戰時，這群募兵的戰斗力也有目共睹。
殺神薛仁貴不說了，簡直是募兵最好的代言人。
典型的是白巖城之戰，城主降而復叛，讓李世民惱怒不已，當即下令城破之后，俘虜以及財寶他分文不取，全都賞賜給將士。
在這種激勵下，白巖城三日即克，期間契苾何力甚至還僅率八百人擊退了烏骨城一萬援軍，募兵的戰斗力可見一斑。
高句麗之戰暫時結束后，雖然兩個戰場非常相近，但李世民還是下詔，已經參加過高句麗之戰的禁止參加薛延陀之戰。
這個詔令可以說是與民生息，也可以說是為了讓家里眼巴巴的府兵也有一口肉吃。
但中間折騰來折騰去也足以說明，與其說府兵制度逐漸崩壞。
不如說府兵制已經逐漸不符合唐朝動輒需要跨越數千里作戰的國情了。
雖然還沒有下詔整合天下軍府，但李世民也不得不承認：
“此間沖突，實乃憂患。”
“軍府多設于河南河北河東關內等地，若如去歲征頡利還好，路途不過千里之遙。”
“若是從淮南道征府兵入西域，往返恐非一年不可。”
但你又不可能完全不管淮南道的府兵。
因為若是征西域只出就近的關內道的府兵，等到西域平定后，關內道估計人均都有幾轉軍功，淮南道和河北道府兵怕不是看的眼珠子都綠了。
因此這種情況下杜如晦是頗為好奇的：
“不知后世軍制如何？”
李世民浸淫戰陣多年，對此反而不是很關心：
“無論何種兵制，最終不過都是求士卒敢戰之心。”
“貞觀府兵強悍，那也是強在有功必賞有過必罰，將帥敢為先，為國不惜身。”
“能做到這些者，無論府兵募兵，皆為勁卒。”
“做不到者，空有軍府，亦是無用。”
既是對杜如晦的回答，也是李世民的自問自答。
此時李世民想起來的后世那軍卒前冠以人民之名，想起來這后世軍隊能對著天災而行進。
他倒是隱約間明白了一點，更是想起來了很久之前的一次自問：
“何為強軍？”
李世民自問自答道：
“道者，令民上同意，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李靖對孫子兵法稱得上是倒背如流，此時與目有懵懂的蘇定方解釋道：
“孫子謂曰，強兵致勝有五法，一曰法度嚴明，二曰將帥智勇，三曰通曉地利，四曰能得天時。”
“此四者，皆不難，陛下所言乃是第五。”
李靖一開口，蘇定方就想翻白眼了，這還不難？
行吧，對您老來說可能確實不難。
蘇定方也記起來這是孫子兵法的開篇之言。
正因為是開篇，所以往往被人忽視，都去研究后面的謀攻、兵勢、虛實、軍爭等等了。
孫子說的簡單，但蘇定方也明白過來：
“這五曰得道，何其難也，誰能做到？”
民上同意，即士卒百姓與君主同一個意志，這樣軍隊就能生死不懼。
按光幕說法，貞觀年間的府兵也不過是為軍功而戰，跟得道差了老遠。
杜如晦同樣也想起來了那支對著天災沖鋒的人民軍隊，輕嘆一聲道：
“后世之軍，即為得道之軍。”
蘇定方和李世勣不太能相信。
李世民笑笑表示理解。
因此，唐軍戰斗力的下滑和府兵不府兵關系不大，跟李治關系比較大。
李治一看老爹募兵效果很好，也有樣學樣。
但不同的是，李治的募兵戰斗力越來越差，健壯的募兵越來越少，后期甚至出現過征的都是老弱都還征不滿的情況，與李世民時期形成鮮明對比。
后來劉仁軌看不下去了，上奏疏給李治陰陽了一頓，他總結了一個關鍵時間點。
顯慶五年，即公元660年。
這一年蘇定方平蔥嶺三國，班師回朝，隨后在封賞上，李治做了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兒：
對遠征軍陣亡的士卒，不再授功，也不再過問。
貞觀年間士卒敢效死命的一個原因就是即使身死，只要立功了，這份功勞也能遺澤到家人頭上，李世民時期還會派特使慰問死者家屬，祭奠陣亡將士的英靈。
對于這些福利，李治通通取消了。
而后來，到了平百濟、圍平壤的時候，李治變本加厲，不僅戰死者沒有獎賞，活著的也會被克扣軍功。
因此660年后，唐朝每次征兵的情景就跟李世民時期反過來了：
身強體壯、家有余財、在官府有關系的人，會努力上下打點，東躲西藏，只求不被征兵。
沒錢走關系的人，即使是老弱，也要被強行募入軍伍。
這種情況下唐軍戰斗力怎么可能不下降？
高宗一朝，每戰必募兵，而且募的越來越多，就如大非川之敗后，李治很可能就是痛定思痛：
朕募的兵還不夠多！
于是一股腦募了三十萬人出來交給裴行儉，就是怕輸了。
也就是當時裴行儉確實有水平，把三十萬大軍安排的井井有條。
不然換個別人，還沒等跟突厥開打呢，這群素質參差不齊的唐軍自己就有可能先把后勤弄垮了。
而李治為什么突然變得這么小氣呢？因為他留著錢有大用：
他要代父封禪了。
高宗和武后的封禪大舉從664年開始準備，一直到666年年初才正式封禪。
這一趟行程堪稱是大唐開國以后最為浩大的面子工程。
僅僅封禪一個月后，直接把國庫干廢的李治正式下令：
鑄新錢，廢舊錢。
他要與大唐百姓搶錢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