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的說，在眼下這個時期，培養人才并不需要朝著十項全能、驚才絕艷的方向去培養。
說實在話，還是那么回事兒。
雖然說大陸的人口比南洋本土要多得多，一個縣所轄的人口，也比南洋的一個縣所轄的人口要多得多，但是治理一個基層單位所需要的才能并不是驚才絕艷的那種級別。
只要接受了基礎的教育，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但凡是智商正常的人都能勝任基層單位的行政工作。
對于一個政權來說，真正需要注意的，不是那些精彩絕艷的大才，而是去執行這些大才所制定的戰略規劃任務的基層工作人員。
就是這些智商正常的在基層工作的小人物，他們執行力度的好壞決定了一個國家到底能不能夠正常的發展，并且長期穩定在一個比較好的階段當中。
如果說這群基層的執行人員不能很好地完成驚才絕艷的大人物們所制定的計劃，那么這個國家也好不到哪里去。
計劃再好，再完美，再驚艷，也需要有人執行到位，對不對？
所以說尋找驚才絕艷的大才那確實是一個國家應該去做的事情，但是對于基層普通的人才的培養，才是教育培養工作的重中之重。
而歷朝歷代的帝國政府所執行的科舉考試這一制度所選拔出來的進士、同進士往往都是官員，而不是更關鍵的吏員。
官員在整個國家官吏群體當中只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剩下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是吏員。
如果說這些吏員沒有很好的素質，不能很好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么無論官員多么努力，多么有才華，執行不到位也是沒有用的。
官員沒有那么多時間能夠親自去指導每一個老農該如何用最新款式的農具提高生產效率。
歷朝歷代的教育和選拔制度在吏員這方面是相對而言比較模糊和曖昧的，經常出現把地方上的一部分權力交給地方上自己來處理的局面。
那么地方上的大型家族出于自身的優勢，自然而然就在這一階段當中獲得了一部分關鍵的權力，長期擔任一個重要吏員職位，甚至可以做到在家族內部世襲這一關鍵職位。
以至于出現了流水的縣官鐵打的吏。
而這些人比起為了國家而付出，當然更看重為了家族和自己而付出，對于中央的一些政策，如果說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就很高興就會愿意貫徹到底，如果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可能就會陽奉陰違不去執行。
這對于國家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趙學寧的規劃當中，考試所選拔出來的人都是吏員儲備，只有經過行政工作的鍛煉之后才有可能晉升成為官員，而不是通過考試直接選拔任免官員。
這一點是蘭芳的教育和考試制度的一個根本性原則，等于從制度上將國家官吏的全部任免權力都收了回來。
過去歷朝歷代限于本身資源的不足、交通的不便利和財政的緊張，只能培養選拔官員，拿不出更多的資源或者說不愿意拿出更多的資源去培養吏員。
對于吏員的安排和任免包括福利都是比較模糊的，并沒有一個完善的規則，也就無法很好的治理吏員。
吏員素質良莠不齊，朝廷也就沒有辦法把那些精彩絕艷的人才所制定的政策貫徹到地方。
于是就很容易出現天才制定的計劃卻是由一群蠢材來執行這樣一個尷尬的局面，政策的執行往往一團亂麻，一個好政策落到地方都變了樣。
趙學寧吸取了這方面的經驗，決定從基層做起，在工業革命的前夜，決定將官吏的任免權力和選拔培包括培養的權力全部都收歸國家。
誠然，在初期想要搞定一整套完善的規章制度是比較難的，貫徹執行更是難上加難，需要的錢非常的多，但是在最開始搞一個青春迷你版做個實驗、給大家熟悉熟悉新的制度，這一點還是不難的。
帶清留下來的那些官員、吏員，腦袋后面的辮子是割掉了，但是心里的辮子還在。
他們很少有老老實實辦事的，要么就是暗戳戳想要搞事情的存在，要么就是一心一意為了自己謀福利的家伙。
把他們留下來，他們能做的除了干壞事，就是把米價吃貴，正兒八經需要做的事情，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把帶清時期應付上級的辦法拿來應付蘭芳。
這一招他們玩的爐火純青。
不少安排到地方的蘭芳官員多次向長沙提交報告，說這幫混蛋辦事陽奉陰違，拖字訣用的爐火純青，除非親眼盯著，否則能不干事就不干事。
這都算是好的。
畢竟只是不干事，算是懶政，沒有壞事。
還有些人專門壞事。
一旦發現自己沒有生命危險了，蘭芳駐軍走了，或者說上級蘭芳官員的監管稍微松懈了一些，立刻固態萌發，開始吃里扒外欺上瞞下。
工程款要貪污，物料要貪污，農莊組織的活計要給他們胡亂指揮，克扣伙食、工錢之類的，把他們在帶清干的那一套全給帶到了蘭芳，搞得地方上老百姓怨聲載道，把數量有限的蘭芳官員也搞得筋疲力盡。
最后給趙學寧逼得沒有辦法，采取了特殊策略，令司法總局組織了好幾支巡查組前往地方，到處巡查，不通報行程，專搞突擊檢查，看到有亂搞的官員、吏員，就地審判，當眾處死，舉著鞭子威懾地方。
這是應急的措施，用弘歷式的恐怖手段鞭策、威逼那些賤骨頭老實辦事。
但那些家伙趙學寧完全不打算繼續任用，一旦有了合適的人選替代，該問罪的問罪，該丟到銅州去挖礦的就去挖礦。
蘭芳眼下沒有那么多人才能夠用來接替那些蟲豸，所以只能暫時容忍那些危害程度比較輕的蟲豸繼續存在。
因為要淘汰的人數比較多，那么需要推出去接管權力的人數也會比較多，蘭芳政權需要培養的人才的數量也就是相當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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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財政部和教育部加在一起進行了一次聯合會議。
會議上，兩個部門對于將要支出的錢財的數量進行了一次審核，大家一致認為這一次支出將遠超以往的任何一次支出，對于財政的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尤其當下還有比較大的軍事壓力和行政維穩壓力，財政部總長唐文山建議趙學寧暫緩推動這一政策，但是趙學寧認為這是有必要的，所以堅持自己的看法。
并且趙學寧還打算將這個教育制度逐漸完善，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希望掃清整個中華大地上的文盲。
工業生產需要人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公民社會也需要人們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想要讓共和主義浸潤整個中華大地，更需要人們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總而言之，如果中華大地沒有辦法基本鏟除文盲，那么進一步的工業化也就是空中樓閣了。
所以趙學寧在會議上面就表達了自己的意思，發表了一番演講。
“我知道這一次的支出是很大的，我也知道這對于我們的財政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我想要說明的是，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歷史使命。
我們要做的是什么？是驅逐韃虜，再造中華！什么是再造中華？我想我說的已經很明確了，我們需要的是從里到外，將中華再造一次。
既然如此，就由不得我們有任何的僥幸心理，我們必須要將大清留給人們的枷鎖砸碎，我們需要的是能夠識文斷字的公民，而非愚昧無知的子民。
可是公民需要培養，需要教育，需要我們的引導，而不會平白無故的出現，我們需要付出代價，我相信，未來的我們，會感謝今天做出這個艱難決定的我們。”
趙學寧的這一番講話得到了眾人的認同。
而他之所以會在這個時候發表這樣一次演講，也并非是無的放矢。
準確的說，趙學寧已經預感到了之后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為了維持這一套社會規則，中國過去的文化精英們依附皇權，為這套規則創造了一整套的理論指導。
而蘭芳革命成功之后，這一套理論指導連同著封建帝制一起都成為了必須要舍棄的垃圾。
隨之而來的，人們會無所適從，人們會迷茫，不知道接下來到底該怎么辦。
舊有的生活方式與認知成為了政治不正確，而新的認知還未出現。
為了讓自己的帝國很好地運行下去，為了讓自己的權力成為大家所公認的存在，東漢帝國的統治者們召開了多次會議，組織了文化精英們整理出了一整套貫徹到整個社會方方面面的理論指導。
上到君王的政治生活，下到一介小民的私人生活，都在這套規定當中有所體現，所謂的三綱六紀也就是在這個時候產生了萌芽，人們的生活開始被規范，一個秩序井然的帝國開始誕生。
可這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東西是為了君主專制而服務的，如果連他需要服務的對象都不存在了，都成為了政治不正確，那么依附著它而存在的一切又該以什么樣的理由繼續存在下去呢？
作為最強軍事權力的擁有者與國家的掌控者，他們有必要也有義務必須要為人們制定這樣一套規則，實現“再造中華”的理念。
所以在處理一系列日常事務的過程當中，趙學寧也注意把自己過去所寫的一些文章拿出來重新整理。
他將自己心中關于共和國與民主生活的一系列的內容都寫了上去，進行重新編排整理，然后匯聚成了一冊書。
趙學寧為這冊書取名就叫做《共和國》。
什么是共和國？什么是法制？什么是公民？什么是民主？整個社會該如何重新定義？
什么是國家權力？國家權力來自于何方？是誰給了統治者權力？權力的規則是什么？如何理解天賦人權？
統治者應該如何使用權力？民眾是否有權力？這種權力該如何行使？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杜絕如弘歷一般的專制君主再次出現？
這些問題趙學寧都在這本書里進行了闡述。
作為這個時代最懂共和的人，趙學寧完全可以拍著胸部說沒有人比我更懂共和。
就算是此時此刻的美國開國的元勛們都不一定有趙學寧懂共和。
因為此時此刻的美國只是一個松散的邦聯，州權大于邦聯的權力，過于龐大的地方權力和想要強大起來的中央權力正在進行著激烈的博弈。
趙學寧甚至認為后期美國佬確立的三權分立體制在某種意義上也正是由于地方實力太強而中央實力不夠強所做出的妥協。
華盛頓在獨立戰爭獲勝之后的某些時刻未必沒有成為國王的一絲絲想法，只是他更加清楚當時的美國局勢和世界局勢，知道他成為國王對于他和美國絕對是弊大于利。
美國局勢方面，州權龐大，大家只是為了反抗英國剝削和壓迫而奮起反抗，一旦這個共同的敵人沒有了，內部矛盾會瞬間上升為主要矛盾。
華盛頓并非拿破侖式的天降猛男。
整個獨立戰爭期間，包括華盛頓在內的美國領導者并未有一個特別突出的擁有輝煌戰績的天降猛男出現，沒有誰有足夠的威望可以鎮壓每一個州的地方實力派。
甚至于美國獨立戰爭能夠獲勝，那都是靠著美國國父路易十六的幫助，沒有路易十六大公無私般的幫助，沒有法軍的參戰，草臺班子一樣的美國政府和軍隊絕對不是帶英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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