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第三個案子，多米尼克公民權利剝奪案，則持續了將近兩年，并直接促成了“裁定者法庭”退出歷史舞臺的局面。
多米尼克與其伴侶瑟拉均是荒原移民，兩人在進入尼亞行省后相識相愛，很快結婚生子。婚后，瑟拉憑借出色的頭腦開始經營香料生意，并大獲成功。為了讓孩子得到更好的照顧，多米尼克決定放棄自己薪酬較低的工作，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三個孩子的養育中。
然而當兩人即將取得第三區公民的正式身份時，多米尼克的申請卻被打回，不僅如此，他還被告知，由于過去五年沒有完整履行公民義務，他遷居宜居地的申請被徹底拒絕，即日起喪失在宜居地內一切公民權利。接下來他將有兩次申訴機會，如果兩次申訴都失敗了，他必須即刻離開第三區，重返原籍后，如果他還想進入宜居地居住，則需要從頭開始走流程。
震驚中的多米尼克很快開始了第一次申訴，直到此時他才了解自己“沒有履行的公民義務”究竟是什么——所有進入宜居地的男性公民都被強制要求出席每月一次的社區會議。會議內容多種多樣，有時是討論社區內部的月度福利，有時會安排一部分居民擔任社區法庭的陪審，更多的時候則是接受各類培訓，小到辦理一張銀行卡需要攜帶哪些證件、走完哪些流程，大到第三區的民主治理理念與公民精神實質……
這些活動，女性公民當然也可以參與，但考慮到大部分女性還承擔著繁復的家務勞動，行省政府非常體貼地將這條男性公民們的“強制義務”修改為“女性公民可酌情參與”。
然而，多米尼克和瑟拉從一開始就誤解了這項“義務”的履行方式，兩人都以為只要一個家庭里有人出席即可，沒想到它竟以性別做出了嚴格的區隔。
多米尼克問遍了左鄰右舍，這種情況究竟要怎么辦才好。然而大家聽完都倒抽了一口冷氣——絕大多數男性遷居者都和多米尼克一樣，將這條規矩誤認為是“家庭義務”，只不過這些男人的妻子往往連最基礎的讀寫都做不到，即便能做到，男人們也依然覺得這些和政府機構打交道的活兒應該由爺們來承擔。他們之所以沒有踩中這個大坑僅僅只是因為一點點生活的慣性，而多米尼克則是那個走了窄路的倒霉蛋。
至此，多米尼克終于意識到他犯下了大錯：由于過去他與妻子一直承擔著不同的家庭分工，這些外部事宜始終由瑟拉料理，瑟拉一次不落地完成了每年的十二次會議活動，而他則在共同參與了最初的幾次活動后徹底放手，只等瑟拉參與活動后回家與自己分享心得。
在首次申訴失敗后，兩人這才開始手忙腳亂地聯系律師，萬幸由于瑟拉這幾年的積蓄和人脈，她的一位同鄉很快向她引薦了裁定者艾娃。艾娃少見地登門拜訪，并勸說兩人無論如何不要開始第二次申訴，也不要同意將這個案子送入裁定者法庭，而應當直接起訴當地遷居辦與警局，她會為兩人聯系幾位合適的律師。
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沒有公開，但最終的結果是喜人的：瑟拉與多米尼克最終都順利拿到了第三區的公民身份。同時，在這個案件結束后不久，尼亞行省的裁定者法庭就徹底關張。
這三個案子在當時引起了許多議論，其中有一大部分針對艾娃本人——當初她之所以能成功走上裁定者的位置，離不開許多女性團體私下為她奔走拉票，營造聲勢，然而在上任之后，她經手的案子里至少有一半是在幫助男性，甚至是有意維護家庭制度，這不啻于是一種背叛。
艾娃曾經在某一次慈善募捐的晚宴上疑似回應過對她的質疑，那段發言也是今晚被佚媞反復引用過的證據：
“我所追求的從來不是屬于某一性別的勝利，我最終期望看見的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我可以自豪地宣稱，我余生的全部努力都將指向這一目標。如果說我必須留下什么忠告給在場的每一位女士與先生們，或許我可以這樣說，女士們，我們必須小心，因為這個社會對我們的每一種‘優待’，都可能變成一個套中我們頸脖的繩索，而諸位先生們，你們也需要同樣留心，因為那些套在女人脖子上的繩索，最后也會勒緊你們在座每一位的脖子。”
此外，少數對艾娃采訪的節選里還提到了她對裁定者法庭的態度：
“裁定者法庭的存在沒有意義。”
“在成為裁定者以前她翻看了很多過往的裁定案例，發現這里的大部分案件只是‘文明’在一廂情愿地體貼“野蠻”，用一種自以為是的理解和謙卑去諒解野蠻之惡。“
“如果一件事在宜居地內被認定為惡，那么不論作惡者是宜居地住民還是來自荒原的遷居者，量裁的標準應當是統一的。”
……但這些話全都來源不詳，網絡上也很難再檢索到有可靠信源的公開信息。
赫斯塔嘗試登錄自己在AHgAs的內網賬號，希望能走內部渠道了解更多的信息，然而登錄后她才發現，目前自己的賬號處于低權限狀態，除了走內部渠道收發私信基本什么都干不了。
赫斯塔原想給黎各寫一封信，拜托她幫自己看看內網上有沒有關于這件事的資料或檔案，但在打開郵件之前，赫斯塔收了手——此刻她的這些檢索記錄或許也都被什么人監視著，與人辯論、核驗事實或許還有得解釋，如果還要這樣大費周章地通過同事來收集艾娃資料，那這周三面對俞雪琨的時候就真的很難解釋了。
面對著電腦的空白頁，赫斯塔陷入沉思。她忽然想起過去許多次聽旁人提及艾娃時的那種陌生感，比如莫利，比如阿維納什……在這些人口中，艾娃仿佛是另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