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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在王凡主位面的炎黃共和國國內，是一所全國知名的重點大學，但是它的崛起很大一部分是民國時期就打下得好底子。民國27年即1939年開始，浙大從南方幾經輾轉，四次遷徙最后落腳到黔北遵義，開始積蓄力量、蟄伏發展，從只有3個學院，16個學系的地方大學變成擁有7個學院，27個學系的全國大學，成為當時全國學科最完備的兩所綜合性大學，這其中有一個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當時的浙大校長——竺可楨。
竺可楨，字藕舫，男，漢族，浙江省紹興縣東關鎮人，是后世炎黃知名的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炎黃近代地理學的奠基人。但是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或不十分清楚，在抗戰烽火中，他一共前前后后當了13年的浙江大學校長，讓一座輾轉流落在貴州的地方大學成了李約瑟稱贊的“東方劍橋”。
竺可楨本身有才學，肯學習，下苦功。年幼時考取了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生（留學地點是星條旗共和國，當時竺開始選擇的專業是農業），后來在伊利諾伊讀完農學后，又在哈佛拿了氣象學的博士學位，研究與農業有關的氣象學。
天堂查詢的資料顯示，當時民國社會很有意思的一點是，雖然同為海歸的出國留學生，但是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也分三六九等：留學倭寇的炎黃留學生回國基本上去當中小學教師，留學歐洲與星條旗的炎黃留學生回國后則大多數占領大學講臺。
讀者大大可能會覺得奇怪，怎么能這樣呢，太看不起人了不是？其實形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很多，其中關鍵一點是，留學倭寇的雖然人數最多，又對清末的炎黃大陸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他們的學業有兩個短板一直無法回避：第一個是當時的倭寇也才剛開始西化沒有多長時間，自身也非常糾結于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定位問題，當時倭寇國內甚至公開探討，是否需要大批量引入白種人，改良自己國內人種品質，可見當時他們也比較迷茫；第二個則是留學倭寇的炎黃留學生，多上速成班或速成學校，短則幾個月長則幾年，大多數人對于應用層次的知識掌握的差不多夠用了，但是純學術理論的研究根底就不太扎實了，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倭寇的留學生會加減乘除和一些方程式，但是不懂高數和微積分，雖然平時生活中懂得前面就夠用了，但是在教育體系里混，自然越往上知識要求越深，你不會的話大學上課講什么？
當時民國時期有一副漫畫，畫的是留學倭寇的炎黃學生帶著小學生過馬路，旁邊一輛汽車快速開過，駕駛汽車的是留學歐洲與星條旗共和國的學生，這大體反映出當時二者在教育界、學術界的地位和狀況。
好吧，咱們回歸正題，竺可楨在1936年，因為有清望又有諸如學者、留學、人脈等資源背景，被禿頭黨蔣委員長欽點為浙大校長。上任后不久抗戰爆發，竺可楨一邊西遷浙大，一邊謀劃發展，等1939年浙大經過四次搬遷，最后落腳黔北遵義后，終于開始迎來大踏步發展。
這里需要重點說明一下，竺可楨可沒有入禿頭黨，這點尤其可貴，當時是戰時體制，禿頭黨要求各大學校的校長、院長均需加入禿頭黨，能夠持續在位而又堅持不入禿頭黨，且又沒怎么受到擠兌和責難的，在當時民國教育界可謂鳳毛麟角。
但是俗話說十個指頭不一邊齊，天下更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雖然竺可楨一直倡導：“學生對于政治可以有主見，不能有活動；學生應埋頭求學問，否則從軍可也。”但是現實畢竟是現實，那種氛圍下，校園學生在思想上的躁動與熱血，不是以竺老爺子的個人意志為轉移的。
貴州省遵義，浙江大學一所教室內，兩撥學生正在做激烈的言語辯論。
“炎黃紅黨應該先派部隊光復華北和東北地區，解救那里的大批炎黃百姓，再揮師入蒙，收復故土，現在提前進攻那里，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和兵力。”一位偏向禿頭黨綱領的浙大學生，手拿一份報紙，激動地大聲講道。
“郭學長，你說的我不同意！同為炎黃子民，何有先后之說！”一位女學生接話道。
“李媛同學，你那是書生意氣，現在是國戰，是關系到炎黃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國戰！必須要認真考慮每一次決策對于下一步戰事的影響。如果炎黃紅黨先光復華北和東北地區，除了能夠救千千萬萬炎黃百姓于水火之中，還可以獲得大批兵員、物資、戰略空間，而外蒙那里現在有什么？幾十萬干巴巴的人口，沒有任何重工業的空曠草原，除了空耗軍力和浪費兵力長期駐守外，短時間內根本不可能帶來任何實際益處！”郭學長回答道。
“郭學長，你說的雖然有些道理，但是卻忽略了一點，紅黨現在不取外蒙，恐怕以后想收復也未必能收復的了？”女同學旁邊的另一位學長張春恩出言說道。
“春恩，你的話是什么意思？”郭學長聽到張春恩的話后，沒有急于辯駁，很有風度的問道。
“歷史上我們不是沒有機會收回蒙gu，早些年北洋軍閥徐樹錚就曾經成功過，可是后來因為蘇聯的干預和國內戰亂，外蒙再次獨立丟失，現在紅黨能夠再次收復蒙gu，我看就挺好，趁著德國和蘇聯開戰，雙方沒有余力和精力，先占領從而造成既成事實！”張春恩解釋道。
“張學長，說的好！”不少其他同學聽到張春恩的話后，眼睛一亮，稱贊道。
“一家之辭，片面之言，我始終認為先顧百姓生活才是第一位的，僅僅追求地圖上的版圖擴張毫無意義！”郭學長把頭搖來搖去，反駁道：“再說，現在紅黨勢大，坐擁四省（山西、陜西、察哈爾大部、外蒙），很明顯又是把國家，朝著軍閥割據的方向發展，非政府之福，百姓之福、國家之福。”
“郭學長，你言重了，誰能代表國家？難道只有禿頭黨才能代表國家嗎，我不那么認為！”張春恩不同意的說道。
“你什么意思，難道你是紅黨成員？”郭學長質問道。
“沒有，我只是說出自己的想法，現在言論自由，你可別給我扣一個大帽子，我擔待不起。算了，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先走了！”張春恩說完就大步向教室外走去。
晚上，張春恩宿舍內。
“春恩兄，你說這未來會是誰的天下？”和張春恩同屋的林冠英問道。
“不知道，看不清楚，現在四川重慶占著中央政府大義，但是炎黃紅黨最近上升勢頭非常之猛，很難說，如果…”張春恩說道最后有些遲疑。
“如果什么？”林冠英問道。
“如果他們真能打下華北和東北的話，那么未來炎黃天下至少有其一，畢竟那時候他們已經坐擁半壁江山了，所以東北和華北的歸屬很關鍵，現在中央國民政府主要退守在大西南這邊，偏于一隅，而且短期內難以看出有大規模反攻的希望。”張春恩解釋道。
“那咱們怎么辦，咱們這里離陜西太遠，中間隔著四川重慶呢！”林冠英問道。
“我們只有等，等紅黨的東北和華北戰役結果，如果他們一直不敢進攻或進攻不順利，那么未來天下誰屬還是很難說，如果東北和華北順利光復，那我們就去陜西就去延安！”張春恩語氣肯定的說道。
同一時間，綏遠五原縣，禿頭黨第三十五軍傅作義的指揮部。
“傅先生，您還沒有決定嗎？”傅作義非常信任的烏lan夫（紅黨地下黨員）坐在椅子上，小聲問道。
“烏先生，你說我們現在就靠過去，是否太早了？”傅作義一身軍裝，看著墻上的大幅西北地圖，問道。
“如果咱們遠在大西南，自然太早太早，完全可以再等等，但是我們身處綏遠五原縣，現在駐蒙軍早已覆滅，外蒙又被紅黨收復，整個紅黨已從陜西一省之地盤發展到現在坐擁四省。而我們周圍又沒有可以相濡以沫的友軍，如果現在主動投靠過去，還可以掌握一些主動，算是雪中送炭，真等紅黨光復華北和東北成功后，那時候再投過去，頂多就是錦上添花，難以獲得重用。傅先生，如果您僅僅是想做個富家翁，再等等自無不可，但是如果想以軍人身份建功立業，則越早越好，越早越有利！一旦東北和華北被光復，全國還剩下多少仗可以打，沒有足夠的軍功，又如何能夠實現快速晉升？”烏lan夫勸道。
“恩，先生說的有理，紅黨派來的代表提出的條件是什么？”聽到烏lan夫的一番分析后，傅作義有些心動，繼續問道。
“二選一！”烏lan夫說道。
“二選一？哪兩個方案？”傅作義聽到后，眉頭一挑，問道。
“他們第一個方案，您和幾位師長、旅長職位不變，但是團營及以下軍官士兵打亂編制，重新整軍，而后任命您為支援縱隊的總司令！”烏lan夫緩緩說道。
“支援縱隊？”傅作義聽到這個新名詞后，疑惑的問道。
“我打聽得知，縱隊司令暫時是炎黃紅黨野戰部隊的最大編制，支援縱隊與主力縱隊的最大區別就是沒有裝甲師，都是輕裝步兵師。但是如果選擇第二種，則您和幾位師長旅長暫時自降一級，掌管一個滿編裝甲師，以后軍功足夠的話，會再以此為基礎，擴建成主力縱隊，當然團營及以下軍官士兵還是要打亂編制，重新整軍集訓這點是一樣的。”烏lan夫慢慢說道。
“恩”傅作義聽到后沒有立刻表態，足足沉默了十五分鐘，才開口：“把董其武（守城名將）、孫蘭峰（瘸腿將軍）、陳長捷（一字并肩王）都叫來，我們好好合計合計！”
“是！”
3天后，隨著期間一道道電波在五原縣和延安往來不絕，傅作義和炎黃紅黨終于達成協議，于1943年8月17日，宣布易幟，全軍并入炎黃紅黨。一時間禿頭黨大驚，閻錫山惱羞成怒，大罵傅作義賣黨求榮，無恥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