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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位面，炎黃大陸綏遠省西北部，晉綏軍統領閻錫山的居所。
“傅作義，混蛋，無恥敗類！！”平日里講究禮儀廉恥的閻錫山，聽到手下報告，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投靠炎黃紅黨后，又急又氣，不禁在屋子里破口大罵。此時的閻錫山感覺很委屈，很失意。感嘆自己一生坎坷，幾經波折，命運總是跟他開玩笑，每當他稍稍得意的時候，總有禍事從天降，無情的擊碎了他心中的夢想。
“伯川（閻錫山的字），何事如此煩躁？”拄著拐杖，剛剛走進屋內的趙戴文問道。趙戴文，年紀比閻錫山大17歲，是民國時山西省內惟一可以和他相提并論的人物。
“次隴兄，你來了，哎一言難盡啊！”說完閻錫山就將寫有傅作義投靠紅黨的電報遞了過去。
“閻某一生有勢無命，終難得大機緣！”許是感到前途暗淡，閻錫山頹廢的坐在太師椅上嘆氣道。這些話應是閻錫山的真實心情寫照，在主位面歷史上，他后來撤到臺灣后，曾自己給自己寫過一些挽聯，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
“伯川，倭寇侵炎，此乃國之禍事，滅族之危！禿頭黨也好，紅黨也罷，終是炎黃人，將來無論誰勝誰敗，總比當亡國奴好的多！”趙戴文看罷后搖搖頭，出言勸道。
“次隴兄，你說這天下會是紅黨的嗎？”以前炎黃紅黨只占據陜西一省，在閻錫山眼里，最多當他們是軍閥一級，但現在他們勢力一下了膨脹到坐擁四省，并且原來自己的麾下干將之一，傅作義也投靠過去，一下了讓閻錫山警醒，將炎黃紅黨正視起來，并把他們列為未來會逐鹿天下的可能之一。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伯川，你曾經仔細研究過紅黨，你的看法呢？”趙戴文問道。
“紅黨嗎？恩，我一直堅持認為，世界上的軍國主義是擴張侵略，封建主義專制統治，資本主義私有剝削，共產主義“強做圣人”，都有不足，不可取。而且我總覺得共產主義也不見得是必然到來。雖不能說它沒有可能，但實在看不見它何時可能。共產主義主張國家每個百姓，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定成制度。欲人人在勞動上不計多少，在享受上不計好壞。各盡所能，盡能很難；各取所需，取需很險。我覺得共產主義是有其理而無其事，若強行之，其禍人類必矣。在我看來，生產資料是資，生活資料是產。資供生產，應歸公有；產供生活，仍應私有。資本主義病在資私有，不病在產私有；共產主義不病在資公有，卻病在產公有。”聽到趙戴文問話，閻錫山將自己多年來的體會和思考說了過來。
“既然你不看好紅黨的主義綱領，為什么當初剛到秋林、克難坡時，就立刻下令仿照延安挖了一層層、一排排的窯洞，同時修食堂、蓋舞臺、建禮堂、興水電，還招收女生，培養女干部？”趙戴文聽到閻錫山的心里話，對比其過去的種種行為，很是不解，繼續問道。
“多年戰爭，特別是與紅黨的戰爭，讓我明白了軍官能力強的軍隊，不如政治能力強的軍隊；政治能力強的軍隊，不如主義強的軍隊。”閻錫山聽到老大哥發問，耐心的回答道。
“可是伯川啊，我記得你在中原大戰失敗后，特別強調蔣某的錢袋子，說咱們山西敗在了他身后江浙的錢袋子上？”趙戴文覺得閻錫山的思維和幾年前變化很大，一下子跟不上。
這里天堂需要多提一點，閻錫山一直認為張學良的東北易幟是蔣禿頭用大洋砸出了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原來當初戰況膠著時，他和老蔣都在爭取張學良，但是他砸錢實在不如蔣介石，應該說差了十萬八千里。
蔣的代表吳鐵城以高價購買沈陽兵工廠武器、發行公債、撥給出兵費等名義送給張學良大約2000萬元；并通過請客送禮等手段收買少帥身邊的幕僚、秘書、副官及衛士。一次，他設宴招待東北軍政要員，飯后麻將開了十幾桌，每人抽屜里放了2萬元，不論輸贏都歸坐下的人。所以他何時想見少帥都會受到接待。而閻錫山的兩位代表，一位帶了1000元，另一位揣著500元就上了門。頭一次會面后，二人再想見少帥均被擋駕。
當時星條旗共和國的期刊《時代》，曾在報道中原大戰的文章中這樣說：“炎黃的戰爭以3種形式進行：1.大量的金錢賄賂，常常達到數以百萬計的金錢交易；2.鋪天蓋地的通電、公告、宣言，任何一方軍隊都要面對它們；3.人力，成千上萬的窮人和無知的人，今天為這一派打仗，明天又為另一派打仗，視他們的長官得到的賄賂而定。所有這些方式一直在運行著，早已形成一種體系、一種慣例，炎黃人不管他偉大也好，善良也好——都必須讓它們發揮作用。”
“此一時彼一時，那是內戰，此為國戰，擅內戰者未必擅國戰，擅國戰者多善內戰！”閻錫山說道。
“但現在你終歸要做出選擇了，傅作義已經做了。你也要抓緊時間了，現在綏遠四周皆敵非友，須早作打算。且馬步芳絕非善類，僅憑殺戮雖可做一時梟雄，但絕不可能氣運長久并一統炎黃。可是禿頭黨現在又遠在西南，遠水解不了近渴。而紅黨現在勢力日大，是留是走，還需你定下章程！”對于決定十幾萬人（此時晉綏軍總兵力10萬左右）的大事，趙戴文也不敢胡亂出主意，只好模糊的勸道。
“次隴兄，你說我要是投靠紅黨，可行否？”閻錫山一直下不了決心，此時有些煩躁，出言問道。歷史上閻錫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蘭森并生了5個子女，主要是因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閻錫山在家是獨子，迫于壓力才續娶。同時閻也不嗜好酒、鴉片。甚至相對一直算計的金錢，他更愛優質的道路、紡織、防御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等實業。但是現在橫在閻錫山前面最大的一道杠杠就是身份，大資本家和大地主的身份印記，僅僅1920年代末他名下就有各種產業：銀號、錢莊、汽車公司、五金行、糧店等等。
“可以先接觸，不過我感覺最后善終的可能性，大約五成吧！”趙戴文認真的思考了幾分鐘，慢慢說道：“如果你真拿不準的話，我倒有一策。”
“次隴兄，快說！”聽聞對方有好計策，閻錫山不禁雙眼放電，大聲問道。
“將功甫（閻志敏的字，閻錫山四子）留在身邊，一同投靠紅黨，將懷之（閻志惠的字，閻錫山五子）送到星條旗共和國，派人多加照看，這樣無論如何，老閻家的香火終歸能傳下。”趙戴文一字一句的說道（閻錫山共有五子，老大老三幼年夭折，老二結婚不久病死）。
“……，我要再仔細想想！”閻錫山聽到后，想了想，還是猶豫的說道。
此時，炎黃大陸寧夏省銀川市。
民國時期，銀川市有八大商號，其中最大的一家商號叫“天成西”。說道銀川八大商號，它們實際上是指由山西晉商陸續創立的八大商號，即“天成西”、“隆泰裕”、“廣發店”、“百川匯”、“敬義泰”、“合盛恒”、“福新店”、“永盛店”。人稱“寧夏八大家”。
“寧夏八大家”最輝煌的時期要數1912年（民國元年）至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這段時間，“天成西”在阿左旗專設分號，“隆泰裕”商號在城內、伊克昭盟設有分號。“天成西”、“隆泰裕”這兩家除了經營百貨，還專做蒙古人的生意，用內地產的磚茶、酒、食品、生活用品等，換回蒙古人的皮毛。“廣發店”、“百川匯”在城內設有總號，主要兼營雜貨業，也到蒙古地做些流動生意。“敬義泰”在城內開設鋪面，做醬菜、糕點，釀酒兼營雜貨。“合盛恒”有鋪面，也是經營百貨業。這些商號貨物的來源專從山西、津海、陜西、四川、甘肅等地區往返進貨。有的商人也在夏天雇木船往包頭販運。去時運些藥材、白麻、蜂蜜等，換回些日用粗雜貨。
歷史上“天成西”剛剛創辦時，只有兩間鋪面，臨街座北朝南，中間是大門，門上橫懸一塊長3米、寬1米的木匾，黑色花邊，黑底金色“天成西”三字，是聘請當時山西的前清舉人趙錦文手寫的隸書體，在“天成西”三字旁邊是幾行隸書小字。
天成西”店鋪以銷售日用雜貨為主。有資金4000兩白銀，當時領東經理是趙登科，山西平遙人，幼年時家境貧寒，養成吃苦耐勞的習慣。每天起早貪黑，克勤克儉，雖然“天成西”老字號家業很大，但他從不亂用一文錢，并且善于團結其他掌柜，上下齊心協力，從不鬧意見。
后來買賣逐漸興旺，鋪面擴展為5間，后面一堂二院屋70多間，后院作為駱駝馱運到銀川設立的貨棧，后大門座西向東，通今銀川市鼓樓北街，改為批發兼零售。此時的領東經理是董欽賜，亦是山西平遙人，不但經營有方，而且將經營范圍由日用雜貨擴大為棉布、綢緞、五金、顏料、紙張、糖茶、煙酒、海味、土特產、棉花、二毛皮等等。
所謂二毛皮是鹽池的三寶（食鹽、皮毛、甘草）之一，又是寧夏紅、黃、藍、白、黑五寶之一，尤以鹽池最佳。“天成西”先將收購的二毛皮按季節分為四類，即冬皮、春皮、秋皮、夏皮；按毛的根色，分為青根、雪根；按毛根與板的角度，分為直根、斜根。“天成西”將二毛皮按照皮子的類別和皮質的好壞，把它劃分為五個等級，其標準是：看皮子的季節，毛的顏色，板的薄厚，花彎的多少，張頁的大小等。如果是冬皮，青根、斜根、板厚、張大、彎多，劃分為一等品。春皮一般劃分為二等品。它的特點是，色澤潔白，手感柔軟，自然彎曲，人稱二毛皮九道彎穿起來輕便、舒適，飄逸瀟灑，獨具風格。價格隨行就市，一般情況下，外銷好一點的每張可賺3塊左右的現大洋，二轉子每張可賺1塊左右的現大洋，年銷售量在10000多張，可賺50000塊左右的現大洋。
民國22年左右（1934年），“天成西”進入鼎盛時期，歲入銀元50多萬，學徒店員達100多人。同時將大部分生意貨物轉到天成源，以躲避日益增多的差稅。為了避免做賠錢生意，天成源同時雇毯匠、皮匠多人，為其加工生產。在全國一些主要的商業發達地區都派人住莊，調查商品信息，建立自己的信息網絡，進行信息反饋，分析市場行情，負責調運貨物。清末民國初到抗日戰爭爆發，“天成西”在外設莊的地區有：津海、上海、西安、成都、鄭州、禹州、漢口、包頭、蘭州、固原、靖遠、涼州等地。一般每莊1至2人，住莊人員除了解商品信息、發運貨物外，還代其他字號和個人兌匯款，匯費一般為2％至3％。
1937年七七事變后，倭寇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不到一個月時間，北平、津海、漢口、綏遠、包頭相繼淪陷，11月上海失陷。上海、漢口莊號遭到倭寇飛機轟炸，損失36萬多元。在此期間，天成西設在上述城市的莊點，由于倉促撤退，財產盡棄。1938年后，平綏鐵路控制在倭寇人手中，隴海鐵路又被切斷，寧夏面臨威脅，敵機不斷狂轟濫炸，交通阻塞，貨源斷絕。加之馬鴻逵官僚資本控制了寧夏土特產品，并以抗戰為名抓兵要款，增加稅收，商號負擔沉重，從此由繁榮逐漸走向衰落。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的艱苦階段，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商號流動資金消耗殆盡，營業相當艱難。
此時“天成西”的領東經理正坐在屋內，邊翻看一封書信，邊手里摩挲幾枚嶄新的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