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這怎么可能？”王凡聽到如此離譜的比例，不禁吃驚的問道。
“很遺憾，這就是事實。那時候在大學里攻讀工科、農科的學生寥寥無幾，連商科都沒有什么人，同時國內能講這些課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醫科稍微強一點，但也好得有限。主位面后世以“理科第一”而聞名全國的清華大學，其大學老師在2030年代的教學內容也還是以政法、文學和神學為主，每年的理科畢業生從來都不超過100人！”老mao繼續說道。
“國家領導階層難道就看不出來這樣的弊端嗎？”王凡覺得他們既然可以登上一個國家的頂峰，就不可能是真傻子，他們也許有時候故意裝傻，但是絕不可能是真無知，畢竟過去能登上高位的多是精英階層，他們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享用最好的好的資源，擁有最開闊的眼界。
“這個我知道。”劉少qi接話道，“我曾經研究過一段時間，發現當初學習理工科面臨著內困外焦兩重困難，一方面是國內這方面的老師太少，如果你真想學一點實用的先進技術，就只能到國外去留學。而且在學成之后，歸國后也很難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謀生。咱們國家的工業底子實在是太落后，歸國的工程師和科學家除非是自己辦廠創業，否則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相較那些海歸的文科從業者）。另一方面，也是尤為重要的一方面，在傳統上，炎黃歷史上就是一個由文官統治的國度。而所謂的文官，在很多時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仔細想想在炎黃的古代歷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墨客無論是否出仕，總是與統治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所以，在封建科舉體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國子監”、“太學”之類，其實就是高級官僚的專門培養機構。而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同樣也是如此。歷史上，眾多炎黃文人讀的是圣賢書，出言必說仁義道德，號稱以天下為己任，其實早已遠離社會實際生產很多年了，都喜歡宅在書齋里做學問，極度輕視體力勞動和現實建設。同樣的道理，在民國初年，那些北洋軍閥之所以對待大學校園里的師生們十分客氣，也不全是因為他們自身就思想進步、重視教育，而恰恰相反——在他們的腦子里，依然延續著過去封建王朝的舊思維，普遍把北平城的那些大學，看成是“太學”、“國子監”之類的高級官僚預備隊，自然要待遇優厚，態度客氣。”老mao補充道。
“也可以這么理解，炎黃古代也好，民國時期也罷，掌握話語權的學者和底層民眾是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的，王國維評論所謂歷史，不過是帝王將相家譜，可謂一語中的。套用你所在的后世話說，底層民眾在民國時期‘被代表了’！”周恩lai又說道。
“所以民國實際上是割裂的，在動蕩歲月之中，一方面有著遍地的文盲和失學兒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業，另一方面，許多充滿了“民國范兒”的大師們，心安理得地揮霍著僅有的一點兒教育經費，悠然自得地研究著歷史、哲學、書畫藝術之類缺乏實際意義的“傳統國學”，或者翻譯一些西方文學名著，卻對落后愚昧的民國百姓視而不見，還自詡為國家柱石、社會脊梁。但非常可悲的是，一旦國家安定，生活水平提高，百姓自然有提升文學、教育等素質教養的內在追求，那時候接受書本信息的，又恰恰多是這些‘大師’翻譯過來的，幾乎可以預見的，敬佩、憧憬、羨慕等等就都來了，至于在這些之前的溫飽、生活等基本需求，都被當作國家社會理所應當提供的了。不過提供這些生產生活物資的基層生產者如農民、工人、科學家等等，則又被忽視到歷史的塵埃中了！”老mao總結道。
“陳果夫你知道吧，1932年他任職禿頭黨國民政府的教育部長，當年5月份他提出《改革教育方案》，試圖扭轉這種文科生過剩而理科生匱乏的荒誕局面，但是卻因此鬧得教育界一片嘩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修改了幾次才勉強通過。并且雖然通過了，但是直到抗戰前夕，國難當頭時，全炎黃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幾個，而搬遷到“西南聯大”的大師們，最多也只能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支持抗戰的“精神補給”。總之，在民國大學先生的圈子里，缺乏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技術人才，像后世袁隆平那樣可以讓人吃飽飯的農科專家就更不要提了！”周恩lai接話道。
“你帶來的資料，我們有時間就翻看，很有意思也很受啟發。”劉少qi繼續說道：“建國后，主位面的炎黃之所以要號召全世界炎黃兒女回來建設祖國，其實是因為當時炎黃民族最優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國外。而在國內的大學里，卻只能找到一群學文科的國學大師，真正的工程技術專家寥寥無幾。那些資料里，有一份1930年的統計，在河北清苑縣11個村2000多戶人家上萬口人之中，總共只有自行車7輛、手電筒6個、熱水瓶2個，而收音機則是一臺都沒有。等到了1949年我們建國時，炎黃仍然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全國鋼鐵產量只有15萬噸，，因此鄉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見到鋼鐵制品，農具往往只在最關鍵部位包上一層鐵，獨輪車的車輪是木頭的，富人的馬車才有包鐵輪子。家里的水桶是木頭的，水瓢就是一個大葫蘆一剖兩半。買一把菜刀就能讓一戶農民掏空一年時間節省下來的積蓄。如果沒有王凡你的出現，我們哪怕打下了天下，需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這點上我們非常感謝你，謝謝！！”
“確實，真心感謝你，王凡！”老mao接著說道。
“謝謝！”周總也說道。
“別，別，我也是純靠運氣而已。對了，民國年間上海怎么樣？聽說很繁華？”王凡有些不好意思，趕緊轉移話題。
“上海啊，只能說很怪！你不是問上海紡織女工一個月能掙30多塊大洋的收入嗎？呵呵，這個我們不好直接否定。但是我猜測那個女工應該是高級技工，即教授其他新女工的師傅，這種崗位一般只聘用3個月時間，屬于干不長的短工。第二種可能就是發放的是金圓券，那個貶值的速度你也知道。據我們的情報系統得知，在上海，剛剛招募進廠的紡紗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錢，一個月也才9塊大洋。而技術很熟練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個銀元的月薪。畢竟魯迅家的女傭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塊大洋！”劉少qi接話道：“而且明面上規定的工資，實際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為中間扒皮的黑幫惡棍極多，而且個個兇狠異常。二十年代初，上海飛星人力車公司實行定額薪水，每位車夫每日四角錢，月薪12元。但車夫每天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連喝稀飯都不夠，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幫派背景的工頭克扣了。”
“除了工錢，底層百姓住的條件很差也不說了，單說一說上海那些小資的生活成本，我給你舉個抗戰前的例子：生活在上海的一對小資夫妻，男的政法大學畢業，在上海某禿頭黨機關做小職員；女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畢業，專職做家庭主婦，生了4個孩子。在那時的上海，一般公司職員的月薪大約是20銀元左右，而這位當丈夫的卻有60元月薪，很不錯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價高昂，房價更是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