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屠殺幸存者的家里出來，張然驅車前往石湫影視基地。
張然的電影有不少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戲，需要搭建和還原當時的場景。張一謀拍《金陵十三釵》的時候在石湫影視基地搭過景，那些景現在還在，修復后還可以使用。不過光是《金陵十三釵》的景根本不夠，《金陵十三釵》只搭了一條街。張然這部電影場景也特別多，除了需要搭建幾條街外，還需要搭建金女大和拉貝家的實景。
另外，
1995年張純如到南京采訪大屠殺幸存者、尋訪日軍暴行發生地，這部分內容特別重要，可以說是整部電影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因此南京之行對張純如的沖擊非常大，她發現很多幸存者都家境貧寒，生活困難，就覺得特別不公平，發誓要給受害者討回公道，從此她從一個普通作家轉變為斗士，開始為南京30萬冤魂奔走呼號。不過張純如采訪過的幸存者大多已經去世，他們的房子也大多拆遷，這部分建筑也需要重新搭建。
張然對美術指導霍廷霄說過，金女大和拉貝家不要求100還原，也不可能100還原，但至少要還原到90以上。霍廷霄也是按這個要求做的，盡可能還原當時的場景。
張然來到石湫基地后，發現拉貝的房子已經搭建好，金女大的建筑還在搭建中，還要兩三個月才能完工。張然拿出照片對著拉貝的房子看看看，感覺還原工作做得很好。不過他是還專門請了幾位老人來看，大家都說當時就是這樣，他才滿意。
張然結束在南京考察，剛回到臨安，張一謀就找上門來。張一謀準備拍一部關于替身的電影《影》，想跟張然聊聊，聽聽他的看法。
結果剛一見面，張然把自己的劇本扔給了張一謀，讓他看看，隨便提點意見。
張一謀讀完劇本，大為震動：“這個劇本好，比《金陵十三釵》要好。電影立意非常高，格局非常大，非常深刻。我覺得看完電影大家都會思考一個問題，南京大屠殺這樣的事情，在西方竟然被遺忘了，為什么會這樣？還會思考，連南京大屠殺都會被遺忘，那么還有多少事情被遺忘和抹殺了呢？我覺得這部電影從某種程度來說，是《未來啟示錄》的延續，《未來啟示錄》在講歷史輪回。這部電影是在告訴我們為什么會輪回，因為我們太健忘，我們太容易把過去的事情忘記了！”
張然聽張一謀這么說，不由笑了：“行了，好聽的就別說了，問題呢？”
張一謀想了想，道：“真沒什么問題，整個劇本可以說是絲絲入扣。要是我拿到這樣一個劇本，做夢都會笑醒。不過有一個地方，我倒是比較擔心。”
張然馬上道：“什么地方？”
張一謀道：“《金陵十三釵》在美國上映后，挨了很多罵。很多媒體根本就不是從電影本身來批判的，而是從政治角度進行批判。他們說電影是民族主義、國家沙文主義；最讓我無法接受的是，他們說電影丑化東瀛人，把東瀛士兵描繪成了野獸。1937年的南京城里的東瀛兵不是野獸是什么？你這部電影不光有對東瀛兵殘暴的描繪，還指責掩蓋大屠殺的人是幫兇，等于把這些人都罵了。電影上映后，遭到的攻擊肯定比《金陵十三釵》要多。”
張然知道東瀛人在美國影響力很大，也知道很多描述南京大屠殺的作品都受到過攻擊。
華人作家劉宇昆對張純如的死，是這么說的：不僅在網絡上受到攻擊，連有名的西方學者也開始發表學術文章表達對張純如著作和動機的懷疑。有人宣稱她夸大了死亡人數，還有人指出她敘述中的細枝末節不是無法核實就是與其他證據向左，并因此竭力侮辱她。不可思議的是，有非常多的人似乎認為努力記住一場暴行比暴行本身更下作可恥。
這些惡毒攻擊張純如的人帶著學術討論的文明面具，既不瘋狂叫囂，也不惡語相加，他們就是拒絕承認《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與重要性。他們用謹小慎微、字斟句酌的話語將張純如解剖，最終將她和她的著作，以及書中的真相，一并切得粉碎。張純如無法擺脫這一切，因而陷入抑郁，并最終自殺。
華人作家哈金在寫完《南京安魂曲》后，同樣受到了攻擊。因為東瀛跟美國的關系非常密切，在書評界勢力很大。不過哈金寫的是紀實體，受到的攻擊沒張純如那么厲害。
在美國電影圈，東瀛人有不小的勢力，哥倫比亞影業是索尼旗下的產業；在評論界更是有一大幫東瀛的潛在支持者。張然這部電影上映后肯定會遭到這些人的猛烈抨擊，甚至學術界的東瀛勢力都會跳出來！
不過張然對此早有準備，堅定地道：“張純如說，屠殺猶太人，這件事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但是在美國，在西方，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幾乎無人知曉，作為中國人的后裔，寫出它是我的責任。我覺得把這部電影拍好，是我作為導演，作為中國人的責任。張純如當初是一個人跟他們戰斗，《金陵十三釵》上映的時候，我們在美國影視圈的話語權很小。”
說到這里，張然提高聲音道：“但現在不一樣了！在美國，我們有足夠的實力發出自己聲音。他們不跳出也就罷了，要是他們敢跳出來，我一定會打得他們滿地找牙！”
張一謀聽到這話笑了：“我很期待電影上映的那一天！”
就在這時，助理敲了敲門，然后走了進來：“柏林電影節主席迪特科斯里克來了。”
張然心想他來做什么，難道看上《全頻段阻塞干擾》了，就道：“請他進來吧！”
很快助理將科斯里克帶進了辦公室。科斯里克看到張然，上來給了他一個擁抱，用半生不熟的漢語道：“親愛的朋友，我想死你了！”又轉頭對張一謀道：“一謀，我想死你了！”
張然覺得好笑，怎么把馮鞏的那句話給學會了？他笑著夸贊道：“迪特，漢語說得不錯嘛，什么時候學會的？”
科斯里克聽不懂漢語，但他知道張然是在夸自己，得意地笑了聲，用英語道：“我會說三句中文，親愛的朋友，我想死你了！謝謝，還有，再見！我只會這三句，你還是講英語吧！”
張然哈哈大笑道：“現在學漢語可是潮流，我還以為你也追趕潮流，學會了漢語呢！”他看著科斯里克，問道：“你怎么到中國來了？”
科斯里克像只老狐貍似的笑了：“我聽說你準備拍一部和拉貝有關的電影，拉貝是德國人，我覺得電影放在柏林首映是最合適的，我希望能夠邀請你的電影到柏林參賽。”
張一謀聽到這話眼睛瞬間瞪大了，他在九十年代拿獎無數，很受電影節歡迎，但也頂多享受電影節主席到機場接機的待遇；而張然新片還在籌備階段，要今年年底才開機，八字還沒一撇，柏林電影節主席就親自上門相邀，這也太夸張了吧！
張然詫異地道：“我的新片還在籌備階段，演員都還沒有完全敲定，電影要今年年底才會開機，現在就邀請我去參賽，是不是早了點？”
科斯里克今年年初聽烏爾里奇圖克爾說，會參與張然的新片，將在電影中扮演拉貝。科斯里克知道這部電影，五年前張然帶《一個人張燈結彩》到柏林電影節參賽時，還是他幫忙找到拉貝后人的，當時他就道對張然說，柏林電影節預定了。
現在聽到這部電影，會有不少拉貝的戲，科斯里克這部電影不是普通的傳記片，會是一部很獨特的電影。拉貝是德國人，而柏林電影節又偏愛政治題材，這部電影放在柏林電影節無疑是最合適的。不過科斯里克也明白，柏林跟戛納和威尼斯相比完全沒有優勢；而且《一個人張燈結彩》這部被認為新千年最佳的電影，竟然沒拿到金熊獎，難保張然不會有什么想法。
科斯里克覺得應該盡早拿下這部電影，否則等到戛納和威尼斯出手，柏林就沒機會了。于是，等到柏林電影節一結束，他就第一時間趕到中國，向張然的新片發出邀請。
此時，科斯里克腦袋搖得跟撥浪鼓似的：“一點都不早，要是等到電影開機，戛納和威尼斯肯定都上門了。親愛的朋友，你忘了嗎？這部電影我可是預定了的！”
張然攤開雙手，做了個無奈地表情：“從電影的主題來說，放在柏林確實很合適，但時間不合適。這部電影我們要沖奧，并不是我在乎奧斯卡，而是我希望借助奧斯卡的影響力，讓更多的觀眾知道這部電影，并最終走進電影院。我們可能會選擇紐約電影節首映，因為紐約電影節是10月份，紐約電影節后，頒獎季很快就開始了，對沖奧比較有利。”
其實從宣傳效果來說，先去威尼斯，然后到特柳賴德和多倫多，是最好的選擇。但這部電影片長接近200分鐘，會在中國、美國和德國取景，拍攝周期預定是六個月。如果去威尼斯的話，那么做后期的時間就只有三個月左右。從時間上來說，太趕了。當然，如果電影能夠提前殺青，四五個月就拍完，那去威尼斯還是有可能的。
科斯里克聽到張然新片準備去紐約電影節送了一口氣。如果張然決定去威尼斯，那柏林就沒機會了，因為一部電影入圍了A類電影節的競賽單元，就不能去另一個A類的競賽單元了。紐約電影節不是A類電影節，去紐約電影節展映，并不影響電影入圍柏林。
科斯里克就道：“去紐約展映并不影響入圍柏林電影節。拉貝是德國人，放在柏林放映會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張然覺得這話有道理，這部電影在柏林放映確實很有意義，到時候可以將拉貝的后人請到現場，一起觀看這部電影，當即道：“那好吧，到時候我會帶劇組的主創到柏林的。”
與此同時，在首都國際機場，王思沖正坐在自己的私人飛機里，等待飛機起飛。他望著窗外的灰蒙蒙的天空怔怔出神，知道自己這一去可能好幾年都不能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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