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咱們云嶺市正在黨員干部中開展學習活動，市委宣傳部有一個推薦書單，其中三本書是是非非我推薦的。.。凱恩斯的，馬克思的和斯密的，這正是歐洲資本主義世界三大經典經濟學理論，我建議同志們有空讀一讀這三本書，對我們干部特別是經濟工作者來說，這三本書還是很有用處的。”
“當今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有兩大派系，一是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二是經濟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就是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通俗地講，就是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
“新凱恩斯主義堅持市場的不完善‘性’，認為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主體不可能對未來能‘洞’察一切并據此行動，因此一切經濟資源的價格難以迅速調整并達到市場出清。經濟從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過程，在此期間，經濟會遭受損失，因此，政fǔ的政策干預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該學派的理論結構并不‘精’致、完善，而且說法不一，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但‘精’神實質也始終是一句話：政fǔ干預是必要的。”
“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市場是完善的，認為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主體對未來具有理‘性’預期并據此行動，因而一切經濟資源的價格會迅速調整，達到市場出清，經濟自動趨向均衡。這樣一來，政fǔ對經濟的一切干預都是不必要的，也是無效的。如果政fǔ采取超越人們預期的突如其來的政策干預行動，盡管短期內可能使經濟偏離均衡，取得某種小、但只會使經濟走向更大的非均衡，政fǔ對經濟的任何干預都是利少弊多。不管這個理論結果多么‘精’致、完善，‘精’神實質始終是一句話：徹底的經濟自由。”
“凱恩斯主義除了在表面上看似能對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之外，更為深層的原因恐怕還在于，讓政fǔ獲得更多和更廣泛干預經濟的理論依據。在我國，政fǔ職能過于寬泛，政企不分，一些官員習慣以追求政績為目標。一些地方政fǔ把擴大內需搞成簡單的總量擴張，不加控制地實行貨幣和財政雙擴張政策，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通過大量投入來求得GDP的增長，繼而產生泡沫經濟，地方政fǔ再‘逼’迫銀行貸款，進一步加大金融風險，于是地方政fǔ最大的治病本領似乎便是不停地投資。凱恩斯主義關心的是短期問題，不關心長期問題，一項政策給這個國家的長期發展帶來傷害的時候，為什么還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慮。地方政fǔ官員一般只考慮短期的事情，不考慮長期的事情，凱恩斯主義尤其適合只考慮短期利益的地方政fǔ官員使用。”
“那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呢？它是當代右翼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適應當代國家壟斷資本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要求而形成的一種理論思‘潮’，一種思想體系和一套政策主張。盡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一個龐雜的體系，但就其主流學派的觀點而言，可以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觀點歸納為三個化。一是市場化，二是自由化或非調控化，三是‘私’有化。也可以說，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內涵具有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這樣三層涵義。”
“所謂市場化，是指市場是萬能的，市場經濟是一部能自動運轉的配置社會資源的萬能的機器。市場化就是生產要素、產品、勞務都商品化，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所謂自由化，就是反對一切政fǔ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在認為市場機制作用能形成一種自然秩序的同時，還認為個人自由是市場制度的保證和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只有保證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利，才能使經濟效率達到最高。將市場規律的作用和個人自由主義奉為至高無上的信條。因此，新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推行無政fǔ主義經濟模式。所謂‘私’有化，就是極力主張全面的‘私’有制，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視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經濟制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全都是極力主張和推銷徹底的‘私’有化的。他們認為，只要實行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對‘私’人的經濟行為加以限制，從而可以使個人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極大地提高經濟效率。而且實行‘私’有制能夠自動實現經濟的均衡發展。他們認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優越‘性’，因而總是竭力反對公有制，視公有制為萬惡之源。他們的目標，總要使全世界的國家都實行‘私’有制，使資本主義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美國從里根總統時期開始，不斷推進‘私’有化和自由化，取消各種管制，特別是金融領域的各種管制，導致美國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美國經濟一度在信息技術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不斷上漲。現任美聯儲主席耶倫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稱為令人驚‘艷’的十年。可惜好景不長，二零零七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隨后不斷發酵和傳播，從而引發了二零零八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近三十年來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美國大范圍取消金融管制，金融業的繁榮引‘誘’民眾不停地超前消費，同時讓美國資本痛享全球化大餐，造成了產業空心化和貧富分化。可以這樣說，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既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更是美國經濟、社會甚至民主政治深陷危機的根本原因。”
“拉丁美洲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禍害的重災區，由于欠債，拉美國家不得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和以華盛頓共識為指導思想的改革。西方不顧拉美國家的歷史和國情，一刀切按照‘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原則要求拉美經濟改革。而拉美國家自獨立以來，就是單一脆弱的經濟結構，以初級產品的生產為主，嚴重依賴世界市場，加工業和制造業薄弱。突如其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使得拉美國家經濟安全完全沒有保障，金融自由、投資自由、貿易自由，國家為實現社會公平的福利保障被削減，不完善的法律和國家的缺位，為西方跨國公司和金融財團對拉美巧取豪奪打開方便之‘門’。拉美地區的經濟增長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平均百分之五以上的增長速度驟降至八十年代的百分之一點一，人均GDP增長負百分之一，九十年代繼續陷入頻繁的金融危機和惡‘性’通貨膨脹之中，地區年均GDP增長率僅為百分之二點六，十年人均GDP增長僅為百分之一。”
“在非洲，美國財政部通過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給非洲的貸款中附加以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核心的結構改革條款，要貸款必須改革，根據拉美的經驗，其結果顯而易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二十年的結構調整改革，破壞了非洲的發展，使得非洲的經濟、社會陷入一片‘混’‘亂’之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非洲國家所推行的實質上是‘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這種千篇一律的四部曲改革政策非但沒有推動經濟的增長，反而使非洲國家走進了地獄般的困境。一九八零年至二零零年之間，非洲因西方輸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變得更加貧困，但西方不僅不反思，反而嘲諷非洲是絕望的大陸。”
“在東歐及俄羅斯等轉型國家，由于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這些國家都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一些國家到目前為止經濟總量仍然未能恢復到轉型之前的水平。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也承認這次的轉型蕭條，要比上世紀年代的大蕭條造成的后果更為嚴重。以俄羅斯為例，到二零零九年，俄羅斯整個工業的增加值仍然只有其一九九年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二，其中紡織業和皮革業還不到其一九九一年產出水平的百分之三十。”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就像瘟疫一樣，走到哪里禍害到哪里。究其原因，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西方國家地方經驗的產物，在他們本土都不成功，卻非要包裝成為全球統一的經濟理論，與普世價值一起打包四處推銷，最后害人害己就不是什么難以理解的事情了。
“同志們，不久前流躥到咱們云嶺市的邱與可與方利成和鄭騰育三人，所謂的經濟學家，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忠實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