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東提到邱與可與方利成和鄭騰育三人，別人沒有什么不滿，反正又不認識他們，他們又正在看好守所里，徐浩東說什么都行。
但劉浚如副市長不然，鄭騰育是他老師，邱與可是他祖師爺，他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忠實信徒，徐浩東如此看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他認為自己不能保持沉默。
“徐書記，我可以插幾句嗎？”
“不行。”
“為什么？”
“因為現在不是討論時間。”
“難道我沒有說話的權利嗎？”
徐浩東微笑著說：“你當然有，你當然有說話的權利，但前提是你要先尊重我說話的權利，你可以向會議主持人李繼國同志提出，我相信在我發言結束以后，他會給你充分發言的機會和時間。”
代理市長李繼國點著頭說：“沒有問題。”
徐浩東這時站起身來，繼續他的長篇大論，“同志們，作為經濟學愛好者，我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有一點認識。公道的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席卷全球，助進了全球經濟的發展，這是值得肯定的。我也不否認，邱與可留美歸來，在國內積極宣傳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實際上他只是一個經濟學愛好者，而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別的發明，他只是一個翻譯者、引進者和鼓吹者。”
“上面說過，隨著拉美各國采取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國家的破產，新自由主義經濟走入了尷尬境地，眼下全球金融危機，更將新自由主義經濟逼到了墻角。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新自由主義經濟過于強調市場的作用，忽視了政府理應承擔的責任，主張全面和大力消減福利。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非常危險，民眾的利益無法通過有效渠道去取得利益的平衡，其結果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國家寡頭經濟和資本寡頭經濟并存，貧富兩極，剝奪了民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本該得到的利益。”
“邱與可的最大特點，就是在任何問題上，都采取機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標準，固執地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就是對的，就是萬能的。我不能說他是別有用心，只認為他學經濟學沒有學到家，也就是說，邱與可缺乏應用經濟學知識的能力。一個經濟學家，無論他秉承的經濟學理論正確與否，他都應該按照他的理論、遵循他的理論框架下的邏輯，去解釋經濟現象和提出合乎邏輯的建議，而邱與可恰恰缺乏這個能力。”
“以公路堵車為例，現在中等城市都有堵車問題存在，而公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的，堵車問題也由此成為我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邱與可認為，市場化是提高效率的最好方法，我國應該收費上路，只有實行收費，才能解決堵車，以達到社會的擇優分配。從現實邏輯上看，邱與可的解決方案是荒唐的，因為全世界十四萬公里的收費公路，有十萬公里在我國，收得不能說是少，可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不收費卻還不堵車。很顯然，堵車與收費與否沒有必然的聯系，如果一定要聯系，應該得出收費過多導致堵車的結論。”
“我們不討論堵車的原因，只分析根據邱與可的理論能不能導出邱與可的收費結果。要解決堵車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是規定駕車違法就一把火將車輛付之一炬，顯然這個方法并不可取，解決堵車問題不是最終追求的目的，是要尋找合理的途徑達到最佳平衡。邱與可是通過價格增加成本的方式，擬制車輛消費和減少車輛出行，根據他的擇優分配的原理，個人從利己的立場出發，在成本增加的情況下，顯然會選擇成本低的方式，減少對汽車的消費，路自然就通了，同樣的，按照擇優分配所說的繼續延伸，由于個體的利己行為，會使整體也就是社會得到最大的利益。”
“然而，在這個個案中，社會成本卻增加了，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車輛使用者，成本都將明顯上漲。由于減少了汽車消費，汽車生產企業以及與汽車消費相關的企業利益均將受損，受損的利益也是社會成本，而因為堵車造成的損失，只不過是簡單地轉移到其他行業。如果有量的分析，轉移后社會所承擔的成本相信超過了堵車的損失，根本得不出邱與可的最大利益的理論結論。也就是說，邱與可的理論與他提出解決問題的推論是相悖的。”
“邱與可給堵車開的藥方，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就如庸醫治療駝背，兩塊木板一夾，壓上巨石，背直了，可人死了。還有，車輛上路收費的法律依據何在，政府本應提供公眾服務，在收了養路費后，憑什么還要收取上路費，公義和公理，從來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顧慮的。坦率地講，邱與可對經濟學的一知半解，以及缺乏邏輯思維能力，使他頂著一個碩大的經濟學家的帽子，顯得異常滑稽。”
“邱與可的思維模式，是有違經濟學家的理性的，經濟學家的理性在于，采集真實的數據考察經濟現象，運用自己掌握的經濟學理論，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但邱與可做不到。一個學術團體要得到公眾的尊重，它得有可尊重之處，一個老人要得到尊重，也一定是有可尊重之處。一個老人，利用自己的身份，用胡說八道力圖影響公共事務的決策，他必定遭到公眾的唾棄，一個學術團體助紂為虐，下場只會更壞。”
“我個人感覺，這幾年媒體正逐漸將邱與可往二傻子的方向驅趕，采訪中特意讓邱與可說些不著三四的話，然后熱炒，使其出丑。從邱與可文章中和講話中透露出來的思維方式，我認為邱與可相對于經濟學家而言，那是極不合格的，邱與可為某些行業或利益集團代言，卻死鴨子嘴硬不承認，這是嚴重違背道德和科學準則的。”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是對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知識分子必須恪守公平和正義、秉持道德和良心，為公眾利益代言。經濟學家中會出現個別的知識分子，但我不要求廣義的經濟學家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可以是學者、學人或者干脆就是以經濟學謀生的職業工作者。我們不會以知識分子的標準苛求他們，所以，他們可以為政府、機構、社會團體、民眾群體和利益團體代言。”
“作為社會學科一個分支的經濟學，從誕生的一刻起，就打上了為利益團體代言的烙印。代言的本質是爭取本團體的利益最大化、或在增加社會總體利益下取得本團體的最大化利益，而不是忽悠其他社會人群，以損害其他人的利益來謀取本團體的利益，經濟學理論的內涵，也并不排斥經濟學家成為某一利益群體的代言人。邱與可推崇的美國的經濟學人，或受政府部門雇傭，為政府部門提供服務；或任職投資銀行，成為職業經濟學人，為雇主代言，為雇主服務；或任教大學和開辦私人研究機構，可以代言民眾，也可以代言自己，或者僅僅代言自己認為正確的經濟學理論，這些都無可厚非。”
“但是，經濟學家必須身份明晰，任職投資銀行，就不能以公眾代表的身份發言，民眾可以根據你的身份和自己的理解來判斷你的言論，信或者不信。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時，不僅將自己開辦的咨詢公司停了，自己的資金也委托基金替他投資管理。身份明晰，才談得上公信。為誰代言并不丟人，但不明不白，就很可能是在騙人。”
“經濟學家替人代言，或基于良知、或基于自己信奉的理論，無論理論對錯，都是經濟學家的本分。如果不是從自己信奉的理論出發，僅僅是為某一利益群體粉飾，則喪失了經濟學家代言的價值，成為了幫閑的吹鼓手。如果不明晰自己的身份，又是替富人說話，又是為窮人辦事，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則是不道德，至少是“經濟學家這個職業不道德，其行為是欺騙、以欺騙的手段謀取利益。邱與可的代言大抵都是如此，邱與可的代言欠缺良知。”
“所有的經濟學家、乃至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都是替人代言，要不代言全體民眾，要不代言某個特定團體，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邱與可也應該如此。但是，邱與可具體代言的是哪一個特定團體，邱與可從沒說過，邱與可只說過為富人說話，是不是為富人這個整體代言，卻很難說，因為富人的定義就是模糊的，我以為的富人，也許在邱與可眼里根本就是窮人。”
說到這里，徐浩東看向了劉浚如副市長，“綜上所述，邱與可不但不是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而且人品大有問題，劉副市長，我暫且說到這里，現在，你說話的機會已經到來，我和同志們洗耳恭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