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既然方向明確了，直接就拿錢去商店里買翡翠、玉石嗎？
不，哪怕市場售價下調，這么做依然不理智，這行里的水分可是大了，而且現在還是個從未有過的特別時期。
咱得慢慢說，才能明白這里面的事兒。
確實，我們翡翠和玉石作為我國特種工藝品主流品種，一直都有著其他行業不可比擬的旺盛的生命力。
特別是京城的玉器行業，已查明的歷史源自商周，從元代就開始興盛，通過明清兩代的發展，更達到了空前繁榮。
清乾隆朝的時候，只憑各種美玉良材云集京城，就可知生產狀況。
當時有來自國外的西碧玉、西洋瑪瑙、木變石、珊瑚等，還有關東岫玉、云南瑪瑙、荊州瑪瑙、湖南礬晶。
而且平定叛亂后，和田玉和緬甸翡翠進京之路也被打通，每年這兩個品種都各有兩噸多的進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時期雖然有外國資本侵入，但這些玉器行業卻幾乎從來沒有遇到相應的“洋貨”與之競爭。
所以這個行當一直保持欣欣向榮，名家倍出的發展態勢。
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海禁大開，京城玉器更成為國外競相爭購的佳品，以至出現了“鬧洋莊”的場面。
僅據本世紀初至二十年代期間的文字記載，當時世界各地舉辦的博覽會不下三十余次，京城工藝美術行業只參展十次，但京城的玉器次次榮獲金銀大獎。
哪怕解放初期，當時百業凋零，全市僅存寥寥幾家玉器作坊。
但只要能使其恢復正常生產，一年就可獲得數百萬美元的外匯。若用這筆款項買糧食，足可養活全市百姓一個月。
而以上種種都足以證明“北玉”、“京作”、“精作”的美名譽滿中外，京產玉器已經獲得海外藝術鑒賞家的認可，視為收藏價值極高的珍寶。
要按理說，既然京城玉器的審美價值已為世人所共知，得到了普遍認可，應該是不會陷入銷售困境的呀，反倒應該是創匯主力才對啊
嗨，這不就得歸結到我們的計劃經濟體制上了嘛！
想想看，死板的政策連普通的行業都發展不好，連普通工人的積極性都很難激發。
就更別說這種一直以“師徒相傳”的方法承襲，且需要靈性、悟性、恒心、精心才能學好、干好的行業了。
建國后，玉作行業里，有幾個問題是長期存在，無法解決的。
首先就是好手太少，且缺乏青工和學徒，技藝傳承上有嚴重問題。
現有的京城玉器特藝師一般都建國前后已經藝成出徒的老藝人，青工很少，全業技術較高的僅五六十人。
可他們的業務雖好，卻都不想招收學徒。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這行業太苦，而要求從業者的門檻又較高。
相比起來工資待遇就不具備吸引力了，本身年輕人就不愛學，不愛干。
另外從老師傅的角度來說，教徒弟也太耗心力。
這又不像過去，徒弟對師父有贍養義務。
現在的徒弟只是名義上的，有的人都不太尊重自己的傳藝者，那誰愛干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兒呢？
真要是廠里有令必須帶徒弟，老師傅們也不過是“湯事兒”罷了。
他們對待青工，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既不藏私，也不強求，能學多少，隨緣而已。
不夸張的說，實質上已經到了“人亡藝絕，絕技失傳”的地步。
其次，上級單位太過短視，對創匯期望又過高，于是嚴重透支京城玉器行業的商譽。
這一條主要是行業領導認為國外市場一般要求大路貨，不太懂行，對精品要的不多。
那么為了爭取創匯，就過度的要求數量，而不重視質量。
收購公司在加工定貨、收購上又缺乏計劃，需要時急催完成任務。
稍有積壓，則又馬上停止收購，訂貨成本扣的很緊。
而生產方的領導，他們機械地按其他工業生產辦法，估出成本，限制工數。
就連分配制度上十分不合理。
沒有實行優貨優價，按勞動價值給報酬。
反倒是從效益出發，單純按工件數量算計。
這就導致老技術工人待遇比年青工人高不了多少，甚至還很吃虧。
像有的老師傅責任心重，干活注重質量，可費了工，也不給增加工繳費。
而糊弄事的年青生產者反而受益，他們考慮的是如何不超過工數。
一般不再加工細作，精益求精，只要能符合大致標準，交上活就行。
自然而然，導致的結果就是整體市場上缺乏精品，大部分產品都是談不上“出彩兒”，相對平庸的“行活”。
像洪衍武就曾在王府井的工藝美術服務部買過一些看著不錯的小擺件拿回去給母親看，也買過幾個翡翠鐲子，打算送給家里的女眷。
價格雖然不菲，每件幾乎都趕上田黃大料的錢了，但他卻被坑了，母親給予的評價實在不高。
王蘊琳只說料還湊合，但題材死板，工也差得遠。遠不如以前的東西。
這就是買到“行活”了。
三，由于工藝品出口體制和收購機制的壟斷性，生產方在產品定價上長期處于弱勢，企業收入很低，
但銷售方因為控制定價權，卻利潤豐厚。兩者之間矛盾日異嚴重。
我們不妨舉一個實際的例子，據調查資料顯示，京城工藝美術工廠1972年生產的《神鹿寶車樽》，廠方定價11000元。
但外貿收購只開價6000元，后多次洽談勉強談到8000元。
后來價格還沒議定，產品就送至花城出口產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現場實售27000元。
收購方這才愿意開收購單，以8000元收購。
所以實際上，像這種討價還價互相扯皮現象非常嚴重。
這就造成廠家對同一件高檔產品不得不定出兩個價格標準。
但即便這樣，企業連最低價格也達不到，怎么能不挫傷生產積極性？
如1973年春季廣交會有一對鏤空百寶玉瓶，廠家按成本加適當利潤定價每對3000元，而外貿只肯給2000元，造成新開發的產品“即開即賠”。
可反過來還是這對玉瓶，外貿在交易會上標價就成了每對8000元。利潤竟高達收購成本三倍。
當然，“友誼商店”里的東西也很貴。
像珠寶館里，翡翠項墜怎么也得在一千外匯券以上，翡翠手鐲就要一千五以上。大點的玉雕和擺件過萬的也很普通。
品質高的真正精品，甚至能標價幾十萬至上百萬的。
這是因為翡翠和玉石的原料品級和工藝水準難以明確界定。并不像印石那樣可以用克的單位價值來明白的計算。
哪怕有政策，物價局也控制不了。
而銷售方為追求創匯額度，每一層都采取虛報虛高做法，自然就很“黑”了。
可人家老外也不是傻子啊，不懂行的人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
懂行的呢，跟他們自己手里過去的貨一比，自然就不肯吃這個虧上這個當了。
這就叫產銷脫節，殺雞取卵，自己在砸自己的招牌。
何況這個行業，在工藝美術門類里體量是比較大的，隨著七十年代電動鉆磨機器的應用，產品的生產速度又變快了。
那么產大于銷，銷量停滯乃至下降，也就成必然了。
如此說來，這個行業不就等于完蛋了嗎？這不就買不到性價比高的好東西了嗎？那洪衍武還在這上面瞎費什么勁兒呢？
其實倒不能這么說，這事兒得分開來看。
一從工藝上來講，這個時期畢竟還有真正的名師工匠在教，有懂行的行家在把質量關。
制作出的東西，再怎么講也是純手工，而且基本形制和制作標準你得達到。
龍得是龍，鳳得是鳳，武財神就得騎虎拿锏，行活是行活，也不能異想天開的胡來。
這是有人的想法和技法在內的，不是后來幾乎完全靠機器的粗制濫造。
二個是從原料上講，這個年代的原料質地，從整體上來講，比起日后，也要優質得多。
像眼下壽山的田黃石還沒被采絕，紅翡、綠翠、羊脂和田玉、粉紅芙蓉石都尚能見到大料。
所以再怎么，此時也比日后那個假貨迭出，以次充好，就因為找不到優質翡翠，商家們便編造惡炒無色“冰種”概念的黑心年代要強。
總比無良商家誤導大眾，故意避開不提明清傳世下來、保存完好的精品，以偏概全拿工藝并不完善的遠古劣玉明器說事。
編造出“古玉不如新玉，新玉不如買料”這樣謬論的投資環境要好。
說白了，賣的畢竟是真東西。
以上兩點就保證了，哪怕這個年代的一件“行活”，也是可以升值保值的。
絕不會出現日后那種幾十萬上百萬買來的東西，某一天想轉手，送去拍賣卻發現人家根本不收的情況。
三，是在這種體制下，老藝人們既然已不存在靠技藝致富的希望，那他們就轉而求名了，追求起技藝境界和趣味來了。
他們大部分人都不再做普通產品，而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國賓專精禮品的制作上。
改革開放之后，由于恢復了技藝評比認定活動。他們又都努力創作帶有明顯個人風格，能體現自己藝術成就的作品。
以圖退休前，能多拿幾個獎，也好為幾為廠爭得榮譽。
所以這個時期反倒是真正追求藝術水準，沉浸了個人情感，不為求利的國寶級大作迭出，如百花爭艷一般。
真要客觀的描述一下當下玉器產銷市場狀況，那就只能說是產品斷層，與市場脫節了。
除了一般質量的普通產品泛濫，就是超乎常人想象的頂級精品。
既沒有徹底的偽劣產品和假貨，中間也不存在水平不一的過度。
那么如何搭上末班車，用比較實惠的價格買到日后再難得一見的絕世上品，也就成了洪衍武所要考慮的問題，才是他力爭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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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