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千里不但補上了缺，還升任永定河北岸同知，成了正兒八經的正五品朝廷命官，當年不愿意出遠門而沒一起去京城的余青槐真有些羨慕。
在老家過得是悠閑，可悠閑的同時又有些寂寞。
正靜極思動，任鈺兒托人從上海捎來封信，想請他和顧院長安排幾個團勇，送余三姑母子去上海跟她團聚，甚至托人捎回五十塊銀元作路費。
顧院長去問了下余三姑，余三姑果然不放心任鈺兒一個人在上海，并且想著孩子已經快三歲了，在鎮上的明道書院念書將來不會有大出息，早就想帶著孩子去找任鈺兒。余青槐就這么雇了條船，叫上六個老實可靠的青壯，親自護送余三姑母子來上海。
照著信中的地址找著任鈺兒，竟發現任鈺兒不是住在縣城，而是住在英吉利租界的一棟新蓋的小洋樓里。
院子不大，院子里有一個小花園。
院墻很高，外頭的人想爬進來沒那么容易，
洋樓上下三層，一樓是客廳、餐廳、廚房和下人住的屋子，二樓有一個小客廳、一個書房和兩間臥室，三樓全是客房。洋樓后面也有一個小花園，還開了一個后門。所以家具和擺設全是西洋式樣，怎么看怎么不順眼。
余青槐坐在客廳里喝了一會兒茶，等任鈺兒幫余三姑和任雅恩的遺腹子任承志安頓好走下樓，才微笑著問：“鈺兒，你怎么住洋人的租界，怎么不住城里？”
任鈺兒微微一蹲道了個萬福，一邊招呼余青槐用點心，一邊笑盈盈地說：“余老爺有所不知，上海縣城雖收復了，但也幾乎被戰火摧毀了。要不是巡撫大人走前授意上海道藍蔚雯藍大人和年前到任的上海正堂黃芳黃老爺，以‘通匪’為由威逼‘船王’郁泰峰捐了二十萬兩銀子，被戰火毀壞的城墻、道署、縣衙和學宮（文廟）恐怕都沒錢修。”
“城里沒法兒住人？”
“也不是沒法兒住，而是住租界方便些。”
“方便？”余青槐不解地問。
任鈺兒對余青槐和顧院長這兩年幫著照應余三姑和弟弟余承志打心眼兒感激，微笑著解釋道：“余老爺，您過來時可能沒注意瞧，門口那個宅院便是我四哥在上海為官時出資修建的四川會館，他現在回四川老家丁憂了，就算沒回四川老家也照應不到會館，所以我住這兒能幫他照應著點，幫他守好在上海的產業。”
余青槐反應過來，想想又問道：“那這座洋樓呢？這座洋樓是誰家的產業？”
任鈺兒不無得意地說：“也是我四哥的，不過是我年前剛幫他置的。”
余青槐追問道：“這座洋樓值不少銀子吧，你哪來這么多錢的？”
這棟洋樓原本是一個洋商的，不但吳健彰出了錢，連“船王”郁泰峰為了脫罪也出了四千銀元，此外上海縣丞周興遠也出了一千兩，任鈺兒實在不知道該怎么跟余青槐解釋，帶著幾分尷尬地說：“這事一時半會也說不清，余老爺，房間幫您收拾好了，您就住二樓。您帶來的那幾個兄弟也安排好了，讓他們住對門會館。估摸著蘇覺明也該回來了，等他回來讓他陪您吃酒，給您接風洗塵。”
余青槐意識到這棟洋樓十有八九是別人送的，立馬換了個話題：“覺明還好吧，差事辦得順不順？”
“他挺好的，至于差事……他這個江海關幫辦委員做得有些名不副其實，幾乎不用去衙門點卯，就算去了也不好插手關務。”
“此話怎講？”
“這事說來也話長，劉麗川等天地會余孽剛開始犯上作亂那會兒，洋商就不給江海關交稅了。后來英吉利、法蘭西和美利堅三國領事甚至設了個關稅管理委員會，分別指派威妥瑪、史亞實、賈流意三人為稅務司，代征關稅。”
任鈺兒頓了頓，接著道：“再后來美利堅新任公使麥蓮到任，借要求朝廷修約之機，同法蘭西領事阿禮國、馬輝等人，要求制臺大人和巡撫大人撤銷各地關卡和厘卡。制臺大人和巡撫大人正為軍費拮據發愁，正有賴于關稅，并且這也不是他們能說了算的，只好讓上海道藍大人和吳健彰在昆山跟三國領事談。談到最后訂立了一個共有九項條款的協定，讓英、法、美三國接著代征。”
“讓洋人代征關稅，這不是喪權辱國嗎！”
“可制臺大人和巡撫大人也沒別的辦法，何況讓洋人代征有讓洋人代征的好處。”
“什么好處？”
任鈺兒無奈地說：“據我所知，以前課多少關稅就是一筆糊涂賬，給朝廷上繳多少關稅，看兼任江海關監督的道臺大人心情。要是心情好，就多上繳一點。要是心情不好就少，有幾年甚至一兩關稅也沒上繳，居然還留下十幾萬兩虧空。
洋人代征就不一樣了，自咸豐三年劉麗川等天地會余孽犯上作亂占據上海，到去年克復，洋人把持的稅務司竟幫著代征了七十多萬兩，并且一筆一筆有賬可查。朝廷急著用銀子，干脆就這么讓洋人接著代征。”
想到千里為官只為財，那些個稅官才不會跟洋人這般“清廉”，余青槐哭笑不得地說：“居然有這樣的事，想想真荒唐。”
“荒唐的事多著呢，您在這兒住幾天就習慣了。”
“那你孤身在這兒以何為生計？”
“四哥出資修建的會館不但有幾時間客房，還有十幾個鋪面，光房錢和租金就夠我生活了。”任鈺兒嘴上雖這么說，心中卻暗想別看我是一介女流，但跟朝廷命官一樣有官俸，幫著“厚誼堂”打探洋人的消息，“厚誼堂”不但每個月給五十兩俸銀，要是打探到十萬火急的軍情，額外還有賞。
余青槐不明所以，想想又好奇地問：“這么說蘇覺明光領官俸不用做事？”
“差不多，他這日子過得不知道有多滋潤，每天不是去已革上海道吳健彰入股的旗昌洋行喝茶，就是去跟‘船王’郁泰峰等本地士紳商賈吃酒，每天都是早出晚歸，真叫個醉生夢死。”
余青槐半開玩笑地說：“早曉得連他都能混著一官半職，那會兒我真應該跟千里一道去京城投奔韓老爺。”
“余老爺真會說話。”
“不開玩笑了，鈺兒，你剛才說得那個‘船王’，究竟有沒有通匪？”
“這話怎么說呢，劉麗川等亂黨占著縣城時，以他家在城里的產業要挾，而他又不忍看著城里的百姓活活餓死，確實往城里偷運了點糧。不過后來那二十萬兩他也沒白捐，朝廷不但賞他二品頂帶，還賞了他個鹽運使銜。他就這么搖身一變為紅頂商人，家里多了兩塊‘回避’、‘肅靜’的牌子，據說每次出門時便讓家人扛著牌子在前頭吆喝開道，他坐在轎子里好不威風。”
任鈺兒笑了笑，又說道：“此外，皇上還恩準了兩江總督和江蘇學政所奏，給上海縣增加了十名文童生和九名武童生的永額，松江府每年也多取文、武童各十名，攏共總新增三十九名，上海乃至松江府士林交口稱贊，誰也不敢再說他的不是。”
“說來說去不管犯多大的事，最后是錢犯法！”
“您說得是，現而今只要有錢，還真沒辦不成的事。”
任鈺兒起身走到書柜前，取來兩塊銀元，輕輕放到余青槐面前：“余老爺，您瞧瞧，這便是郁泰峰剛聯合本地的幾個商人，經制臺大人和巡撫大人首肯，用洋人的機器鑄造的銀元，這枚是一兩的，這枚是半兩的。”
看著一面鑄有“咸豐六年上海縣號商郁森足紋銀餅”，另一面鑄有“朱源裕監傾曹平實重五錢銀匠王壽造”的銀元，余青槐感嘆道：“要是換作別人，私鑄銀錢那是要掉腦袋的！”
“他這不算私鑄，”任鈺兒笑了笑，又若有所思地說：“不過我看他這買賣也做不久，鑄造得太粗糙，很容易被人仿鑄，一旦被人仿鑄，仿鑄的時候再摻點假，到時候就沒人敢收敢用他的銀元了。”
“這倒是。”
正說著，蘇覺明火急火燎地趕來了。
任鈺兒已經讓老媽子在張羅酒席，覺得一介女流跟兩個大男人吃酒不合適，干脆致歉回到樓上，逗了一會兒弟弟，然后關起門跟余三姑說起悄悄話。
“鈺兒，你老大不小了，也該為自個兒想想！”余三姑從包裹里翻出任鈺兒上次托人捎回去的照片，愁眉苦臉地說：“這張洋人幫著拍的照片，我都不敢給別人看。要是傳出去，指不定會被人說成什么樣。”
任鈺兒很清楚余三姑經歷過那么多事之后嘴嚴得很，接過照片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要是不去洋人辦的女塾念書，不跟洋人交朋友，怎么幫四哥辦差，又怎么報答四哥對我任家的大恩。“
“聽余老爺說韓老爺已經回了四川老家，他都已經不做官，你還要幫他辦什么差？”
“四哥是回鄉丁憂的。”
“這就是了，韓老爺要是曉得你一個女子還在幫他拋頭露面，一定不會高興的。”
“三姑，有些事你不懂。”
余三姑是真為任鈺兒的終身大事著急，不想看著她這般自暴自棄，急切地問：“我怎么就不懂了？”
任鈺兒笑看著她，意味深長地說：“正因為四哥回鄉丁憂了，上海這邊的差事才更要幫著他辦。俗話說人走茶涼，四哥以前簡在帝心、圣眷恩隆，不等于以后還是。我在這邊幫他辦點差，只要把差事辦好了，京城的那些王公大臣也就不會忘了他，等他守完制回到京城，自然就能跟之前一樣被委以重任。”
“你在這兒辦的差事，京里的王公大臣都曉得？”
“應該會曉得的。”
“可你自個兒怎么辦？”
“什么怎么辦？”
“你的終身大事啊！”余三姑緊握著她的手，用哀求般地語氣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再不嫁，再拖下去，真找不著好人家了！”
任鈺兒不是沒想過，而是真不想嫁。
別看蘇覺明做了那么久韓秀峰的長隨，可是在上海，無論上海道還是上海知縣，甚至連已革上海道吳健彰都瞧不起他。而她任鈺兒就不一樣了，個個曉得她是韓秀峰的義妹，連新任蘇州知府薛煥上次帶著家眷來上海時都請她去吃酒。
“厚誼堂”那邊雖沒明說，但已經默認她才是上海分號的掌柜！蘇覺明以前是跑腿打雜的，現而今依然是。
任鈺兒很想以此報答韓秀峰對任家的大恩，更喜歡做這棟洋樓和對門四川會館主人，以及做“厚誼堂”上海分號掌柜的感覺，真舍不得放下這一切，面對余三姑催婚，只能輕描淡寫地說：“姻緣姻緣，得看緣分，緣分沒到你讓我嫁誰？”
“可是……”
“別可是了，到了這兒一切聽我的。”任鈺兒不想再談婚姻大事，隨即話鋒一轉：“租界離縣城有點遠，我打算過幾天差人去城里聘請一位先生，辦個家塾，教承志念書。”
“干嘛花這個冤枉錢，你不就能教嗎？”
“我一樣得念書，還得幫四哥辦差，我哪有時間。”任鈺兒笑了笑，接著道：“再就是你總是操心我的終身大事，不能不為自個兒著想。我現在能養活自己，能照應承志。你要是遇著合適的就改嫁，你已經為我任家做了那么多，我爹的在天之靈要是曉得一定不會怪你的，我和承志不但不會怪你，我們姐弟感激你還來不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