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媽，阿爹保重身體，不孝兒去了！”陳阿生一個頭磕在地上，大滴的眼淚隨之流了下來。
黑瘦的臉龐上溝壑縱橫，看不出年齡的一個南方女人，倚著門低聲飲泣。而在門內院子里站著的，是被生活壓彎了腰桿的一家之主。
“生！”，他的喉頭也被更住了，大張著嘴卻沒喊出兒子的名字，只發出來一句含混不清的咕噥聲。他只能望著門外的后生，將滿腔的父愛都收斂在沒有任何表情的臉膛里了。在他膝下，還有一個半大小子，一個幼兒好奇的瞅著這一幕，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和父母在干什么。
陳阿生站起身，將身上的行李緊了緊，轉頭跟同伴道：“永林哥，走吧。”
陳永林笑著對陳阿生的母親道：“干娘莫擔心，我會照顧好阿生的。好多人都在緬甸發了財哩，等我和阿生發了財，回來孝敬你。”
倚門而立的女人用手背抹了一把臉上的淚水，微笑著道：“嗯，我不掛念的。阿生你也莫掛念。”
等陳阿生邁步要走開，女人在身后又說了一句道：“阿生，出門多行好事，莫與人斗氣，千萬莫要為非作歹。”
陳阿生沒有回身，生怕自己一回頭就動搖了決心似的，只是用力的一點頭，跟著陳永林走了。
伴隨著帝國南方因為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社會陣痛，此前地方難以推動的緬甸移民工作，終于在萬歷十二年出現了洶涌的大潮。像是陳阿生、陳永林一樣的年輕人，在失業的困頓和饑餓中，不得不走上了異鄉求生的旅途。
他們如同一滴滴水珠，在福州、桂州、寧波等數十個城市中流淌出來，匯成了滾滾人流。等操著各地口音的背井離鄉人匯聚在各處港口的時候，已經變成令人瞠目結舌的人潮。
“阿生！阿生！”陳永林在人流中被擠得東搖西晃，拼命掂著腳尋找自己的親戚。小個子的陳阿生在離他一丈遠的地方答應了一聲，才讓陳永林放下心來。
“吃完粥往碼頭東邊走哇！知道嗎？阿生！阿生！”
“我知道！碼頭東面，仰光號！”在人聲鼎沸的的碼頭上，被擠得滿頭大汗的陳阿生用力捏住自己手中的瓷碗，對未來的生活多了些信心。
廣州海關給陳阿生第一個見面禮就是碗沿上鑲著兩道藍線的白色瓷碗，比自家用的醬色海碗要好看的多。
這瓷碗是給每一個出海的人放粥用的，盡管拿著這空碗好像變成了乞丐一般，但插進筷子仍然不倒的白粥已經給這些年輕人以足夠的希望——朝廷將負擔他們在路上的飯食。
碼頭上的伙食比在家里吃的要差些，沒有干糧，菜葉子咸菜湯也見不到油水。但每天三碗稠粥已經足以讓他們健康的活著，并給予他們強烈的暗示，皇帝和官府都沒有拋棄他們。
這種被人關注著的感覺很好。中國的老百姓們能夠忍受一切苦難，只要用恰當的方式告訴他沒有被上位者拋棄。反之，如果你徹底的讓他們自生自滅的時候，中國人對神權、和王權的敬畏感也將隨之消失，他們的暴動將摧枯拉朽。
陳阿生排隊領到粥之后，又跑到碼頭上一字排開的大鍋那里喝了兩碗咸菜湯。八月的廣州是酷熱的，必須攝入足夠的鹽分，而此時的朝廷，糧食和鹽都不缺。
雷應志看著眼前的滾滾人流，不停地擦著滿臉的油汗。任職海關關長已經三年多，他從未領到如此艱巨的任務：僅在最近的兩個月，從廣州港出海的人數已經達到六萬七千八百九十三人。
整個廣東的海商都被動員了，他們將承擔著將這些人運輸到海防港的任務。朝廷已經下發了最新的條令，拍賣朝鮮、日本、南洋的航道，而要想取得拍賣資格，必須拿到各地海關出具的承運貢獻文書，沒有文書的海商，家里就算是有金山也沒資格進入拍賣場。
這當然不公平，但海商們也沒辦法。本次拍賣將按積分法，承運移民貢獻占了一百分滿分中的二十分。任何有志于海上貿易的海商不可能讓自家得十九分——每差一分，都需要在拍賣時付出更多的真金白銀。
這將是整個中國海貿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饕餮盛宴，能否得到百分之一的海運股份，將決定著這些海商家族世代的榮辱。實力不足的家族，要么被大海商吞并，要么轉行：拿不到許可證就算海匪，將面臨海軍的無差別打擊。
廣州港已經駐扎了一艘新式軍艦，凡是看過那炮艦的人都興不起繼續走私的念頭。巨艦共有上下兩排密密麻麻的舷窗，舷窗后面全是火炮，就算兩千料的大海船遇到了，也只有被轟殺成碎木片的份兒。
海商們看見了那如同帶魚一般瘦長的船型和鱗次櫛比的船帆之后，加速逃跑的念頭也隨之打消。這艘軍艦不用出海，這些海商也知道它絕對具有遠超過商船的速度。
走投無路的“海商”們只有按照皇帝給他們劃下的道兒，將歷年所積，沾著污血的金銀財寶拿出來，購買“大明海貿總商社”的股份。有了股份，就有許可證——有了許可證，此時無論拿出來多少，將來都能掙回來。
政事堂對朱翊鈞的“巧取豪奪”無語，因為這赤裸裸的搶錢手段經過皇帝的包裝，竟然變得有些冠冕堂皇：規范化管理誰能說不對？打擊走私誰能說不對？再說了，這些金銀皇帝也沒拿一文到內帑，都做了“大明中央銀行”的儲備金。
又有錢了！鑄幣廠和銀票印刷廠同時開工，等待兩京銀行成立之后，立即投放新式貨幣。王國光算了一下銀票的成本——認為如果能夠大規模流通，朝廷將永無錢荒之慮。
反對的聲音當然會有，很多人認為朱翊鈞搶錢上癮，準備復制太祖發行寶鈔的套路搜刮民財。朱翊鈞命令報紙連篇累牘的報道，聲稱每發行一兩銀票，持有者都可以在銀行換出等重量的白銀。
這當然不可能——僅火耗錢就能把朝廷的財政掏空。但寶鈔給大明群眾的心理陰影太大了，開始的時候只能這么宣傳，并控制銀票發行量接受群眾檢驗，直到大家養成使用紙幣的習慣后才能超發。
朱翊鈞學過金融，知道發行準備金六倍以內的紙幣就算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此時的大明，別說六倍，就算超發一倍，一旦出現大規模擠兌，老百姓民變算是輕的，搞不好直接扯旗造反了。
經過長時間思考，朱翊鈞決定下旨，向天下商民道歉并回收民間寶鈔——這將是朱翊鈞登基以來，第一份罪己詔。
罪己詔在封建王朝政治生活中算是一件極其重大的政治表態，將輕松化解朝廷面臨的貨幣發行的難題。朝臣因此對朱翊鈞的人品高山仰止——認為他作出了極大的犧牲。
其實，尚書以上的政治家心里很清楚，皇帝這份罪己詔其實是對太祖、成祖和仁宗濫發寶鈔的一次政治清算。
輿論普遍認為，寶鈔的事兒與朱翊鈞無關，他其實是為太祖、成祖和仁宗背了黑鍋，但后世子孫給祖宗擦屁股，也算是孝行和講究人。
王國光曾經反對皇帝下罪己詔回收寶鈔，他認為宣宗早已廢除了寶鈔流通，朝廷不必背負兩百年前的政治負擔。再說，百年來朝廷除了給王爺們發祿米和賞賜，早就不再使用這玩意——現在的寶鈔就是廢紙。
王國光當然是對的，但朱翊鈞認為，要想妥善處理新幣發行問題，罪己詔有其必要。另外，回收寶鈔將有利于新幣的推廣——朝廷要想盡快打開銀票的局面，就必須在“寶鈔”的問題上給天下萬民一個說法，至少要消除人民群眾對紙幣的陰影。
事實證明，這回收寶鈔絕對算是一記妙手，而且朝廷僅付出了很小的經濟代價。因為朝廷回收寶鈔按斤算錢，每斤寶鈔不管其中金額大小，價值一枚萬歷銀元，就算外面有成噸的寶鈔，每噸也不過兩三千枚萬歷銀元罷了——比廢紙回收價貴些，也算挽回了朝廷的一點顏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