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星臺的廚娘們今天有的忙了。
炸醬面下了一碗又一碗。
朱富貴與俾斯麥一邊吃面，一邊談笑風生。
說句實話，老俾這個人說話的姿勢水平很高，難怪能在如形勢此錯綜復雜的歐洲，給普魯士建立起一套微妙平衡的外交體系。
朱富貴與他聊天，十分舒服，也很有趣。
當然，朱富貴也發現老俾有意無意地在套自己一些話。
對此朱富貴倒沒什么好避諱的，全都瞎雞兒扯。
比如老俾問大明對于驅逐法國在萊茵河地區的影響力支不支持？
那朱富貴肯定說資瓷！
老俾問大明對于英國人壟斷全世界大宗商品的行為，是不是應該做出反擊？
那朱富貴肯定說，悶聲發大財是墜吼的！
俾斯麥只能暗自點頭。
看來這位大明皇帝雖然年輕，但這份城府和涵養功夫卻像是一個長者。
當然，更多的時候俾斯麥主要是談一些世界趣聞。
這個小老頭居然是個脫口秀達人，各種口音梗信手拈來引得朱富貴哈哈大笑。
不過隨后朱富貴利用系統的翻譯功能，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將阿爾及利亞法語、東普魯士語之類的小眾口音說得惟妙惟肖，甚至仿佛是當地人一樣，將俾斯麥唬的一愣一愣的。
好在論及民俗，那還是俾斯麥的天下，歐洲各國甚至是中東他都去過，朱富貴卻只是一個閉門書生罷了。
不過在談到遠東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
比如說大明與清國的關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即便是俾斯麥這樣的學者型官僚也搞不清楚，這次正好趁機真誠地向朱富貴進行詢問。
在歐洲，漢學本來就冷門，明學就更冷門了。
很多人都覺得朱富貴的大明應該是和韃靼人的清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但也有人認為朱明和靼清應該是波旁王朝與波拿巴王朝那樣的傳承關系。
可從國際上兩國的口水仗來看，卻這兩者似乎都不太貼切。
朱富貴想了想，最終用東羅馬拜占庭與綠羅的關系做了個比喻。
同時把自己那倒霉老叔爺朱由檢比作了與國家共存亡的君士坦丁十一世。
這么一說，俾斯麥就徹底明白了。
這滿清原來是綠羅。
這綠羅也算羅？
不過站在后世的立場來說，綠羅也是羅，這是沒錯的。
畢竟元清非中華理論確實用心險惡嘛。
但這綠羅雖羅，卻是個破羅，謬之千里。
我第四大明乃是君堡正羅穢土轉生，必將撥亂反正！
沉吟許久，俾斯麥問道：“那么韃靼人也像突厥人一樣，強迫原住民改教了嗎？”
中華錯過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確實遠離世界中心太久了，以至于俾斯麥這樣一位頂尖外交家居然對于它是如此的無知。
不過想想也很正常，這個時代歐洲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的思想家，對于中國的實際情況都是相當不了解的，他們隔空指點江山的時候，同樣錯誤百出。
辜鴻銘可以僅僅靠游學歐洲的經歷外加一點語言天賦，就能成為頂尖的奇才，反過來，歐洲對于中國的了解就更少了。
朱富貴告訴俾斯麥，中國人沒有宗教，或者說沒有你們想象中非此即彼的宗教，只有信仰。
這令這個精明的普魯士老頭無論如何難以理解。
“你們的宗教不是儒教嗎？”
“我聽說皇帝會通過宗教考試選取最優秀的儒教教士成為官員？”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不信宗教的國家？”
朱富貴搖搖頭，決定不再多做爭論：“你說是，就是吧。”
而俾斯麥則在心中默默下達了結論，看來原來那個明朝是拜占庭，清朝是奧斯曼，而如今這個朱富貴在美國建起來的第四大明帝國，應該就是借著點血緣而蹭東羅馬熱度的國家，類似俄羅斯罷了。
原來你這個濃眉大眼的家伙是個朱沙皇！
（大明官方從不使用第四大明帝國這個國號，但為了區別與前明，口語中有時候也會用。畢竟自稱為后明或者東明，實在太不吉利了，與前明不做區分，很多時候也極不方便。）
基于這樣的認知，俾斯麥并不能理解大明這個中華正朔在東方世界的影響力，更不能理解東方天子與凱撒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他看來，第四大明帝國就和沙俄一樣，對于羅馬后裔的號召力有限。
甚至別說沙俄了，就算是神羅，又有多少人信這個羅馬？
神圣羅馬帝國，既不神圣，也不羅馬，更非帝國。
最重要的，黑發黑眼的羅馬人，什么時候變成金發碧眼的胡兒了？
朱富貴也就是給俾祿山老弟一點面子，沒有拿羅馬和神羅舉例。
其實這幫日耳曼蠻子僭越稱帝，還假模假樣皈依了耶教，這才是滿清的真正操作。
小丑其實就是你！
朱富貴至今還記得，當年躲在被窩里看港版限制級的《楊貴妃》，里頭玉環姐姐對安祿山那鄙夷的眼神和唾棄的話語：“呸，你個雜胡！”
只可惜，到了后世，金發碧眼兒成為了英俊的標志，胡像成為主流審美。
而那些所謂的德國雅利安帥哥，更是在每次世界杯周期性地與意大利拉丁美男一道在朋友圈刷屏。
朱富貴重回十九世紀就是來阻止這一切發生的，可不是給德國佬送溫暖的。
俾斯麥想的其實也是一樣。
兩人表面談笑風生，實則各懷鬼胎。
多少齷齪事，盡在吃面中。
一直吃了十九碗炸醬面加兩個鹵蛋，俾斯麥終于打破了基辛格同志的記錄，打了個飽嗝，長舒一口氣。
而朱富貴大帝只吃了12碗，吃面競賽中敗得體無完膚。
早知道應該讓老李上場的。
給年輕的宰相上一課。
在與朱富貴的交談中，俾斯麥終于放下了擔憂。
作為一個西方人和基督徒，俾斯麥當然也不希望再發生一次黃禍。
如果4億中國人都成為這兩天他見到的明人的樣子，那實在是太可怕了。
這不僅僅是德意志民族的災難，更是整個西方文明的災難。
但現在看來，這個明國完全是依靠朱富貴皇帝的個人魅力，以及幾位絕頂聰明的天才科學家、工程師的靈光一閃，才創造出來的。
明國在北美西部的成功是不可復制的，是不具備普世價值的。
他絕無可能惠及四萬萬中國人，也絕無可能長久的維持下去。
或許大明崩潰就在明天也說不定，因為他們的制度和宗教信仰遠遠不如歐洲人。
一個工程師治理的國家，上限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想明白了這一點，俾斯麥反而對于促進普明結盟更加熱忱了。
19碗炸醬面2個鹵蛋也不是白吃的。
在餐桌上，朱富貴也與俾斯麥談定了幾件事情的初步意向。
一是，大明皇家成衣廠立即趕制一批普魯士軍裝樣品，交由俾斯麥帶回柏林讓威廉一世御覽。
二是，俾斯麥直接拍板，簽署了《明普魯士教育理論共識》。
說起教育，如今在歐洲，普魯士教育模式可謂是迎風臭三丈的反面典型。
在教育問題上，俾斯麥驚喜的發現居然能在遙遠的東方，或者說是美洲找到知音。
從腓特烈大帝開始，普魯士便開始推行義務教育。
即國王使用國家稅收，而非是向學生收取的學費，來推廣覆蓋平民的基礎教育。
早上八點進入課堂，每堂課統一時長，統一教材，統一課程，統一校服，上課手背在身后，坐端正，回答問題先舉手，老師如長官，按鈴聲統一所有時間段的功能性分配，統一學齡制，統一考試，統一懲戒與獎賞。
總而言之，以加工機械零件的方式，對每一個孩子進行強制性的基礎教育，這就是普魯士教育體系的精髓。
而這一體系的終極目的則是：“創造一個被訓練得服從政府、敬畏上帝、勤奮和節儉的人民的帝國。”
這樣的做法自然受到了如潮的抨擊。
英國的自由派學者們說：“普魯士體系的主要設計缺陷是連貫干擾問題，其源于一個事實：同一知識對不同學生可能產生不同影響。一個孩子可能會增加知識體系的連貫性。另一個孩子將遭受知識干擾。因此，普魯士模型臭名昭著地違反了學習的基本規律，該規律認為學習必須是自主的，并且是快樂的。”
普魯士的詩（公）人（知）們說：“普魯士有工匠、有神甫、有思想家，有主人和仆人，有年輕人和老人，但是卻沒有一個真正的人。我們首先要是一個人，然后才能成為一個普魯士人。”
就連貝多芬也認為：“日耳曼人簡直就是一群掉了隊的人。他們打亂了歐洲文化的歷史進程。在拿破侖企圖解放我們的時候，德國人竟然還作出抵抗行為。”
不過貝多芬無疑忘記了，他8歲師從宮廷老管風琴師H·伊登學習音樂基礎理論及管風琴，同年第一次登臺演出，這是貧民階層子女一輩子無法接觸到的素質化、個性化、專業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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