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大赦詔
正統三十二年正旦。
朱祁鎮頒布了可以稱為變法第一令的大赦詔。
大赦令的內容，也如名字一般。但其中內涵更豐富一些。
首先以天下太平為由大赦天下。
具體是重刑減輕刑，輕刑赦免。大多數死刑全部改為流行，流放西域伊犁。這也是為了鞏固邊防。
當然了，其中內容并非僅僅這些。
赦免所有賤民。
不管是陳友諒舊部所謂的九姓漁民，還是建文舊臣，還是海上的疍民，還有因為犯罪打入賤籍的人，統統赦免。
這也是為了擴邊移民，而增添人力。
雖然，丘濬一直將夷州，也就是臺灣開拓這一件事情拿出來說話。
但是實際上，在夷州開拓其中，得病死的，被土人殺死的，瘟疫死的，被蛇蟲咬死的人，等等等，死得人不在少數。
只是不到萬不得已，誰又愿意背井離鄉。
這些人移民的人，都是在福建活不下去的人，這人命也就不值錢了。大部分官員在夷州過的日子，與福建差不多。
真正深入蠻荒，胼手胝足的人，都是老百姓。很多人的死亡是不見于官方文書的。
所以開拓邊荒，是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持與消耗的。
此外還從法律之中，消除了賤民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今后即便再有人犯罪，也沒有將家人打入賤籍這種司法操作了。
這由引申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奴婢的身份問題。
釋放奴婢為良人，從古代都有很多明君做，漢光武帝等人，都是為了加強對國家編戶齊民的控制。
這也是地方豪強與中央政權的人口爭奪戰。
這個人口爭奪戰，從唐到宋，是呈現國家一點點的解構主仆之間的關系。從唐到宋，完全控制的奴隸制度，一點點變成了有契約的雇傭制度。
甚至宋代奴婢的主體，完全是雇傭奴婢，在法律上還是良人，不以賤民視之。
但是雖然法律上是這樣規定的，但是即便如此雇傭奴婢的身份也是非常尷尬的，可以說良不良，賤不賤的。
但是到了元代，出現一個大倒退。奴隸制度大舉反撲。到了大明定鼎天下之后，也是廢除奴婢，非官宦功臣，不得用奴婢。
庶民有奴婢，杖一百，放良。
只是這個政策在洪武年間，大抵還是可以實行的，但是之后，隨即大明經濟的恢復，很多富戶自然也會雇傭人的。
所以大明法律之中，用雇工人，這個
名詞，來專門特指這一個階級。
而且富戶們還專門用義男義女這樣的名義，來迷糊雇傭人的行為。
朱祁鎮雖然也知道，他這一道命令，其實并不能直接將摧毀這個樣的社會現實，畢竟之所以有這樣的情況，是有背后的經濟邏輯的。
單單一紙命令，就能改變，太祖太宗早就做到了好不好。
在打擊私人擁有奴婢這一件事情上，歷代大明先皇是一致的。
但是朱祁鎮為什么將變法第一刀切在這里。
卻是他深刻的意思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在這種人身關系之上下刀，很多事情都會遇見了死結。
首先，發展工業就要有工人吧？
但是大明法律體系之下，其實沒有工人這個身份的。
你也許會說了，之前不說了雇工人？這不是工人？
是的，不是。
不同的詞匯，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解釋。
雇工人這三個字，其實就是奴婢的一種代指了。
雖然這些人也有簽訂契約，但并不是很多想的類似勞務合同，而是賣身契。或許不會賣一輩子，有時間限制。
但是實際上，這些時間限制有時候都是空談。
一旦簽訂這個契約，就等于定下了主仆名分。
當然了，而今也有一些單純的雇傭關系，就是你給錢，做事，但是一般都是短工。一般長工佃戶什么的，都有人身上的依附權力。
想想就知道。
即便是后世職場之上，還是有那么多潛規則的。
而在大明法律上對良人為雇工人的解釋也很含糊，有不清楚的地方，大明百姓也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給人干活的。
而強勢的主家與弱勢的貧民之間，哪里有什么人格上的平等？
首先，根本沒有工人這種概念，能不能發展出來工業，單單說一點，即便真正能發展出來工業。
朱祁鎮就要面對一個可怕的事實。
每一個大工廠主，都不是大工廠主，乃是擁有曲部數萬，甚至數十萬的豪強。因為這種社會關系賦予了他們人身依附的權力。
想想郭臺銘麾下一百多萬人都是這種性質的工人，政府能不能睡著覺。
朱祁鎮在少府改革第一件事情，不就是提高匠戶的待遇嗎？并從匠戶之中選拔出來待詔官員，這其實就是廢除了匠戶對朝廷人身依附與限制的關系。
朱祁鎮強調這一點，其實也沒有想過一下子將這些家庭之中服役的雇工人解放出來，而是他要強調，如果建立起工人，工人與工廠主的關系，就是單純的
工作關系，而絕無人身依附關系的。
大明今后只有軍戶，民籍，最多再加上一個士籍，也就做官的人，再也沒有其他身份的人。
朱祁鎮也在詔書之中強調了，良民的權力。
有考科舉的權力，有從軍的權力，除卻官府之外，不得加刑，即便再有傭人簽訂契約，也沒有了賣身契的性子，而是類似于后世的勞務合同，最少弱勢一方，有中止合約的權力等等。
雖然沒有什么人生而平等，但已經確保了很多權力。只有百姓有了這種最基礎的權力，才能有工業的發展。
否則大部分人都會停留在小作坊上面。
當然了，一道詔令提出到落實，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朱祁鎮可以預見很長一段時間之內，這一道詔令都是一紙空文。
但是朱祁鎮要確定的不是什么地方是不能推行，而是什么地方可以推行，想來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工廠都會開在人煙密集的地方。
朱祁鎮只需保證這些地方能實行就行了。
最少不能讓工廠主以此來反對朝廷。
另外朱祁鎮要打斷的還有農業上的人身依附關系。
大明特有的制度就是世仆制度。
很多南方的地主，都會將自己的奴仆分配土地，讓他們為他的佃戶，這些世世代代為某一個家族服務，就會發展到只知道主家之令，不知道大明朝廷的存在。
另外還有一個詭寄之事，就是將自己的田地掛在有功名人名下來逃避朝廷的賦稅力役，等等。
利用的也是這種身份上差別。
在明末長江兩岸，江南，徽州，湖北很多地方，弄出了削鼻黨什么的，都是這些新型奴隸的反抗。
這都不是朱祁鎮想看到的。
不管是為了政令統一，還是朝廷賦稅著想。朱祁鎮都想看到，大明政府直接管轄良民的模式。
即便這種模式不能完全實現。朱祁鎮也要先留下口子。
一點點的往這個方向前進。
這個想法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想做到這一點，現代的法律體系就需要大量補充，這倒不是問題。
王恕這些年在大明律之中，沉浸不少，制定一套符合朱祁鎮心意法律，并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是對于大明基層行政能力，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一個最簡單黃冊都搞不定的基層政府，是不可能完成這么繁雜的操作的。所以，這一件事情雖然沒有說的，但是改革胥吏就是這個政令的配套設施。
費胥吏建立吏員體系，是朱祁鎮所有改革的前提，否則就是一紙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