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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三六章 大秦人的失落

更新時間:2023-06-17  作者:重慶老Q
當一個巨大的氣球漂浮在空中,緩緩地從長安城經過時,引起了全城的轟動。無數的人仰著脖子,目光緊隨著氣球漂移的方向轉動著。還有一些好事的民眾,幾人合租一輛馬車,循著氣球運動的軌跡,一路追了過去。

“氣球下的吊籃里有人!”

終于有人發現了氣球吊籃中載運的乘客,里面有兩個腦袋時不時的探出,或者觀察著周邊的地形地貌,或者熱情地向地下的人群揮手致意。

城市里人們歡呼聲更加熱烈,無數的手臂不停地揮動著,向這兩名去征服天空的勇士致敬。

“這要是摔下來,豈不是將人摔成了八瓣!”大秦鄭王孫征寰看到那高空氣球逐漸遠去后,臉上震驚的神情,久久沒有平復,“這齊國人怎么如此膽大,竟然敢以神仙之法,登上了天庭?”

“殿下,這不是什么神仙之法。”前來迎接孫征寰的文淵閣大學士、鴻臚寺卿岳敬修搖頭說道:“數月前,這個能漂浮于天上的氣球就曾出現在長安城的上空,此乃齊國人制造的一種飛天工具。”

年初抵達的訪齊專使團,在完成相應的外交使命后,大部分成員已經于六月初,搭乘齊國商船返回南京,向承德帝復命。而副使岳敬修卻因為要代表大秦,恭祝齊國皇帝陛下六十圣誕,便留了下來。

卻沒想到,承德帝和內閣諸臣會如此重視齊國皇帝的六十圣誕慶典,還專門派了陛下的兄弟鄭王孫征寰為特使,攜帶大量禮品,來到漢洲本土,以為齊國皇帝祝壽。

想想也是,這數十年里,秦(明)齊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而且,今年剛剛又從齊國手里借貸了三百萬漢洲銀元,以緩解窘困的朝廷財政,加上此前的幾筆借款,我大秦已然欠了齊國差不多一千萬了,妥妥的大秦金主。

另外,我大秦的當今皇后乃是齊國皇帝的女兒,這么算起來,承德帝就是齊皇的女婿。派個使團,帶些禮品,給老丈人祝壽,也是理所應當的事。

作為大秦的內閣僚臣,岳敬修在齊國留居的大半年時間里,在齊國鴻臚寺官員陪同下,除了西南桂州(今澳洲珀斯)地區和西部臨海(今澳洲黑德蘭港)地區未曾到訪外,已經乘坐火車,陸續參觀考察了齊國東南沿海和南方地區數十個府縣城鎮。

曾以為,齊國富庶,經濟發達,可能只局限于北方的建業、東北的威海(今澳洲凱恩斯市),以及首都附近的大興(今布里斯班市)等寥寥數個地區。然而,當他乘坐火車,由大興一路南下,途徑的永昌(今黃金海岸)、郢州(今紐卡斯爾市)、臨淄(今悉尼市)、復州(今伍倫貢市,或稱臥龍崗)、南都(今墨爾本)、江陵(今澳洲南部吉朗市)、南安(今阿德萊德市)等主要城市時,無不顯示出一派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一排排臥立的廠房,數不清的高爐煙囪,一座座正在開采的礦山,還有鄉村無盡的良田,牧場中遍布的牛羊,以及沿途設施優良的道路和交通,富足安詳的民眾生活……,種種景象,強烈地沖擊了他的視覺和內心世界。

僅從表象來看,我天朝上國,已遠不如齊國矣!

在過去的數千年間,神州大陸的中原王朝,幾乎一直都是地球上最為富裕發達的地方,這完全得益于得天獨厚的農業基礎和燦爛的文化,以及遙遙領先世界的手工業制造。

因為土壤和氣候的差異,中國的農業生產率是歐洲及其他地區的三到五倍。廣泛的水稻和小麥種植,先進的農耕水平,領先世界千年的“做屎”技術,使得中國能產出更多的糧食,繁衍出更多的人口,從而導致較低的人力成本。

歐洲及其他地區則恰好相反,較高的人力成本成為一種劣勢。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一直是執世界經濟之牛耳。

直到16世紀中葉,中國在技術上比歐洲仍舊更富有革新精神,也先進得多,甚至也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真神教世界。對古代中國與當今世界大部分發明和創造進行粗略比對和統計,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無數的基本發明創造,幾乎有一半以上都源于中國。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中國商品對貧窮的歐洲人來說,是那么的可望而不可及。哥倫布之后,美洲大量的白銀才為歐洲提供了中國唯一可接受的交換物,中國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地。

在冶鐵、造紙、采煤、鹽業、絲綢、紡織、瓷器、印刷和建筑等各方面,17世紀初的大明王朝都還是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工業產量約占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景德鎮掌控了全球瓷器市場,不僅僅因為產品精良,也因為其生產規模與組織先進。可以說,它代表了齊國蒸汽機帶動的機器年代來到之前,世界手工藝產業的最高峰,大規模集中制造生產的最壯盛的成就。

在同一時期的英國手工工場業主只有幾萬英鎊的資產,但大明的民間“資本家”可以調動多達幾百萬的銀子進行投資和生產。

更能表現一個國家工業能力的冶鐵業方面,在大明永樂年間,鐵產量就超過了16萬噸,這比世界上所有國家的鐵產量總和還要多(歐洲鐵產量在18世紀初才將將達到16萬噸)。

粗略估計,在大明時期,中國大約生產了世界3035左右的制造品,印度和歐洲各占20,中國和印度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財富。

事實上,從初立的大明到如今的大秦,神州大陸并不是沒有變化,也不是沒有發展,只是這種變化和發展仍然沒有跳出農業——家庭——手工時代。而同一時期,不說狂飆突進的齊國,就是歐洲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農業——手工時代跨入了工業初級工廠時代。

目前,大秦的官辦工場也好,民營工場也罷,盡管仍然保持了相當的規模,如織造業、陶瓷業、錢幣制造、造船,以及火器制造,工場人數規模從數百到上千不等。但以齊國人的眼光來看,大秦的制造水平極其原始,生產所用的機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工具也多以竹木為主當然,部分工場也進口了一些齊國五金工具,大部分都在用簡陋的牛筋、羊腸、麻繩捆扎聯接,動力全靠人力(少部分有水力),連畜力都不多。

齊國的眾多陶瓷廠和景泰藍工廠,早已經采用鐘表和溫度計,而景德鎮仍在使用焚香計時和試片測溫。

昔日的天朝上國,歷來就是世界上一個最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奮而人口眾多的國家。可是,在與飛速發展的齊國相比較,就顯得它長久以來似乎已處于停滯狀態,國力反而被齊國迅速趕超。

一個叫戴梓的年輕工部員外郎在考察期間,曾對岳敬修進言,造成秦齊之巨大差異,蓋莫于科舉和教育的本質,以及社會的氛圍。他認為,大秦如今的教育體系,造就了相對的穩定和極高造詣的文學藝術,卻不能產生齊國這種科學精神和創新源泉。

“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權力和學術上的專制,是對大秦科學技術的最大“摧殘”。在一個權力社會,做官成為所有人的夢想,而科舉考試是唯一的道路。

整個大秦社會,文化層面上明顯是重藝術而輕技術,甚至將技術也變成藝術。在齊國,精巧的鐘表是技術的典范,到了大秦,則成為藝術品,給它鑲金帶銀,極盡裝飾。玻璃,在齊國的應用以放大鏡、顯微鏡和望遠鏡為最,當然,也用于裝飾民宅,可在大秦,一些靈巧的工匠,卻將琉璃加工成奢華的鼻煙壺或者名貴的雕飾。

在儒家文化下,發明和科學本身并不會帶來財富、聲望和權力。而且,在思想上,大秦的讀書人也缺乏必要的實證邏輯和研究定力。

早在春秋時期,《墨經》中就有了有窮、無窮、無限小(最小無內)、無窮大(最大無外)的定義和極限、瞬時等概念。魏晉時期,劉徽首創的割圓術求圓面積和方錐體積,求得圓周率,他的極限思想和無窮小方法,是當時極限思想的深刻體現,更屬世界首創。

而前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也獨創了“隙積術”、“會圓術”和“棋局都數術”,開創了對高階等差級數求和的研究。

特別是到了前明時期,數學發展水平達到了的高峰,出現了“垛積術”、“招差術”、“天元術”、“四元術”、勾股數學、弧矢割圓術、組合數學、計算技術改革和珠算等杰出成果,已經接近微積分的大門。但最后,卻讓齊國學者,通過對上述數學成果予以系統總結和延伸突破,不到數年時間,便開創了微積分學,然后洋洋得意地向到訪的大秦學者炫耀。

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大秦社會,還隱有一種老莊思想,信奉“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甚至,還有咄咄奇論,“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人家齊國在四十年前初立,羽翼未豐時,便大力開啟民智,實施全面義務教育,以使民眾通曉文理,掌握基本的讀寫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也未見齊國“民之難治”、陷入“國之賊”境地?

荀子所著《禮論》中提及,“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可是,在考察和探究齊國發展歷程后,卻愕然地發現,他們何曾遵循《禮論》之言?

在齊國,仿佛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極力踐行“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對任何能促進發展力的器物和方法,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

戴梓最后還給出了一個論斷,我大秦之所以落后于齊國,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動機,而非缺乏能力,這是受限于社會總體環境,而并非由于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于齊國人。

這齊國人,曾經都是一些什么人呀?那都是從我大秦(大明)逃難過去的饑民、難民!

我大秦要改革,要開啟民智,要發展器物,更要全民崇尚科學。

“機器大行,則農工失業必重,然朝廷又將如何予以安置?”岳敬修沉默良久,喟然一嘆,“我大秦自強之道,與齊國異也。齊國以商務為國本,我大秦以民生為國本;齊國之自強在器物與經商,我大秦之自強在愛民。齊國民數少,故用機器,而猶招攬我秦人以補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數繁,故不輕言以用機器,窮民猶以謀生無路而多出洋之人。”

“天下初定,則生齒日眾,事事仰給人力,尚多游手坐食之人,再以機器導其惰,聚此數十百萬游民懶婦,何術以資其生乎?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倘若,機器漸行,則失業者漸眾,胥天下為游民,其害不勝言矣!”

當陪同的一名齊國官員聽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國仿齊國模式,殖興機器,大力發展工商業,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時,卻露出一絲意味深長的笑容,輕輕地回了一句:“你們的政治土壤,不太適合我齊國模式。”

戴梓聞言,愕然良久,隨后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貴而惡貧寒,每個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秦國人也不能免俗。

司馬遷曾曰過:“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商人的出現打破了財富的平衡,金錢權力形成了對政治權力的威脅,因此歷代王朝統治者都極力打壓商人勢力,重農而抑商,以農業消解手工業和商業,以“均貧”削減貧富差距。“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

觀大秦治政,也未能脫離歷朝歷代之框架,對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壓和抑制之舉。因為,商業畢竟是自由的產物,我天朝上國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

數千年的發展歷程,商人從來就不是社會的主流人群,每一個工商業者都必須面對“一個時刻都可能被官吏借口執行律法而強加掠奪”的王朝。強大的集權王朝管制和阻礙了商業統治集團的創立,在這種情勢下,似乎只有下層商業,市鎮店鋪和集場能有效作業。

像齊國這般“支持現代工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財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儒家傳統道德觀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

另外,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陸王朝的中央集權政治的特點是“產權不清晰”、“信息不對稱”和“激勵不相容”。當官吏們作威作福到無視律法,以至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膽,唯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自己所有的一切。

如果王朝專制,君主暴虐,官場腐敗,人們的財產隨時都有受侵害的危險,那么,人們往往把資財的大部分藏匿起來,鄉間地主和市間商賈的秘密地窖中積存的一個個巨大的銀冬瓜,無不是對此最為直接的反應。

權力,歷來就是專制社會中最主流的法則。在這種權力為主導的社會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產權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們更關注財富分配,而不是財富的創造。“學而優則仕”,只要進人官僚體系,就可以搶占他人的財富,這實際是激勵人們去走掠奪性的道路,并在財富的分配上極盡鉆研,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創造更多的財富。

相反,齊國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將人導向財富的創造,刺激每個人去創造屬于自己的財富,形成一種正向激勵。

大秦之弊,在于制度之困和人心之變,非一時之革新,便能滌蕩清除。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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