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城市的地稅，是最大的收入，這幾年手工業飛速擴張，主要是棉紡織業開始全面發力，山東南部棉花種植條件優良，大量生產棉花，繼上海周邊地區外，成為大宋另一處產棉中心，而且是容易加工的美洲長絨棉，生產效率比印度棉更高。
現在棉花種植還沒推廣開來，這種優質地區的逐步擴散，在沒有明朝皇帝硬性推廣的情況，還會稀缺很長時間。有些地區棉布甚至賣的比絲綢還貴，而且質量進步很快。利益驅使下，工匠們革新技術的熱情極高，布匹的質量已經迅速超過了最初引進的印度技術。他們在棉布上繡花，用生絲跟棉線混紡，提高棉布的色澤。將麻紡織技術引入棉布，印染出眾多的花色。
江南技術最好，山東還在模仿，但進步也很快。
大量棉紡廠出現在城市和郊區，這些作坊，對地利的要求不嚴格，只要是一個交通便利的地方，無所謂城中心還是城郊區，都能夠生產，因此大量集中于租金最低的城區，可是他們的利潤卻非常豐厚。這讓現行的稅法有了一些漏洞，無法按照租金高低，來制定稅率了。
有官員建議改革稅法，為棉紡業專設稅種，李慢侯拒絕了。他決定在等一等，棉紡織還未成熟，等成熟的時候，他們自然形成棉紡區，那時候再提高區塊地稅，而一旦工業區形成，他們就很難脫離了，因為一系列倉儲、運輸、供銷體系形成，會讓單個的作坊在其他地方很難經營。所以才會愿意為土地支付更高的稅率。
很多這樣的產業，還在培育階段，無法立刻變現。導致商稅似乎也到了一個瓶頸，整個東藩境內，主要是山東的商稅，才能收到八百多萬貫。
靠這些官方收益，其實已經無法應付開支。
另一項支柱收益，則是回易貿易。岳飛、韓世忠這種貿易都做的很好，岳飛開的幾個榷場，每年能收入四十萬貫，擁有十四座大酒庫，每年可以帶來一百六十萬貫收益；韓世忠有十五座大酒庫，收入比岳飛只高不低。李慢侯的回易貿易規模更大，鹽茶酒瓷他都做，每年收益上千萬貫。
可這種是靠特權和免稅奪取的利益，李慢侯并不太認可，因為商人去做這些事情，效率可能會更高。所以他早就有心改革，比如在朝貢貿易中，向民間發貢狀，就是在逐步轉型。改革的方向，是軍隊撤出回易，將貿易轉交給民間。東藩境內，實行自由競爭，不設回易，跟朝廷何其他勢力之間，特權是巨大的收益，則可以承包給民間，跟商人分利。
稅賦中的農業稅收，已經是很小的部分了，整個東藩境內，每年才能收兩百萬貫農稅，甚至都可以考慮廢除了，因為征收的成本很高，高達數十萬貫。
稅收加回易，都無法滿足開支，因此李慢侯龐大的私產，依然在支撐東藩。大量私產，其實都在江北，比如揚州城最大的包租公就是李慢侯。
那座子城就是他的，占揚州城四分之一面積，因為不想交給揚州官府，所以在晏孝廣當知州期間，就變成了李慢侯的私產，如今收租收到手軟。不過李慢侯沒有貪這筆錢，在東藩府的財產名錄上，將這些地產列為藩產，只是跟朝廷之間的關系，很難讓這些產業變成公開的藩產，只能借著李慢侯的名義，繼續收租。
除了揚州的地產之外，江北之地上，徐州和宿州他要有一百多萬畝土地，都是些旱地，賣不出價格，一畝幾十文錢，賣了不劃算，之前用來養馬，現在正在尋思商業途徑。總之讓李慢侯幾十萬貫賣了這些地，他有些不甘心。
最大的財產，主要集中在上海周邊，跟揚州一樣，他現在幾乎是上海周邊最大的地主。上海周邊三十里內，八成土地集中在他和兩個公主手里，尤其是最中心的上海浦，因為過去是荒灘，黃浦灘嗎！分上浦下浦兩塊荒灘，地勢低洼，常有積水，不容易開發。很多錢就砸在往這里填土上了，疏浚黃浦的泥漿填平了兩塊荒灘，如今這里是上海的中心。碼頭、作坊全都建了起來，這里現在是宋朝規模最大的紡織業中心。
湖州的絲綢、松江的棉布，這些特產提前打造出來，上海港也就有了支撐，這里的海貿終于開始發力，大量分流明州的海貿份額，前往日本、高麗的航線，這里已經開始跟明州港（寧波海港）并駕齊驅。但通南洋的航線，依然比不上明州，不過明州比不過泉州。可在國內貿易中，上海港卻開始獨占鰲頭。長江流域的物產在這里匯聚后，南上北下都比任何港口更加便利。
這里的稅收是屬于公主的，目前一座港就壓倒了山東全部港口，高達三百萬貫港稅。這不算什么，上海在清末民國，港口稅收一度占據全國的一半。
李慢侯能的，主要是棉紡織業的利益，周邊幾十萬畝棉田有李慢侯的一半，每畝能貢獻十貫錢，總計兩百萬貫，現在種棉花正是紅利期。另外還有上海的地產，這里正在慢慢朝著大城市發展，已經快速膨脹到了十萬人，可稅率很高，依然擋不住洶涌而來的住戶，十萬人提供了一百萬貫地產稅，太高了。他們還要支付一筆兩百萬貫的租金，上海的地就是這么值錢！這筆租金，李慢侯能拿一半。
李慢侯的私人收入也就這么多了，加一塊每年有五六百萬貫之多，大多數都得轉入藩鎮賬上，但不是白轉，以前是借給藩鎮，如今變成了持有的債券。這些年加起來，東藩府都欠了李慢侯三千多萬貫債務了，每年光吃利息，就有一百萬貫。
榨干榨凈，東藩能穩定動用的資金，每年也就三千萬貫。以前只是短期借債，如今開始發行越來越多的長期債券。好在積累了這么多年的好信用，借債利率很低，往往只有三分三四的利率。
至于藩鎮掌握的其他財源，比如鑄造銀幣，印刷銀票，已經開始不賺錢了，朝著提供社會公用服務方面轉進。同時東藩也印刷了糧票和銀票，這倒不是李慢侯的設計，而是晏湲在江南摸索出來的。
李慢侯以前認為揚州設為單中心，所有糧票、鹽票都以在揚州支付足額米麥和食鹽作為信用，利用揚州的輻射能力，形成穩定的貨幣體系。在其他地方，靠著跟揚州的經濟紐帶，形成信用。
但到了山東，發現揚州鹽票、糧票在這里接受度太低。江南也存在類似情況，晏湲的做法，則是直接接過了上海務發行的糧票，并將這里打造成另一個中心。多中心的情況，并沒有像以前李慢侯在各地建設糧倉，兌換糧票那樣混亂。而是形成一個以上海、揚州雙中心的格局，兩個中心周邊的貨幣體系都很平，并沒有互相沖突，引起糧票價格混亂。晏湲還在杭州設立了鹽票務，在這里發行鹽票。
而且晏湲還允許各地的票據互通，杭州的鹽票在揚州照樣能兌現足額的食鹽，上海的米票在揚州也能兌現出大米。不同的是，上海只有米票，沒有麥票，輕減很多。
看到晏湲這樣做沒有任何問題后，李慢侯開始打造山東的糧鹽中心，設在齊州，只印麥票，因為北方大米不多；就像南方小麥不多一樣。揚州不一樣，兩淮剛好是麥稻間作區。
鹽票兌換地同樣設在齊州，山東也有很多鹽場，現在燕云地區的長蘆鹽場也開放了，只是燕云殘破的根本沒有支撐的力量，所以燕云暫時還沒有設糧票、鹽票中心。
小平銀的鑄造中心也在山東，不過兌換中心不在山東，因為小平銀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足額對付的票據，死死錨定，不允許任何地方，引距離兌換中心遠而有差價。
這讓銀票的信用極其堅挺，在東藩境內，已經可以跟銅錢爭奪定價權了，在許多大額貿易中，往往開始用銀票定價，包括糧票、鹽票的變動，都以銀票計價，因為銀價最穩。
山東本身銀產量很低，加起來一萬多兩，反倒是來自日本的白銀輸入，已經達到了十萬兩。可來自日本的白銀輸入，卻越來越不穩定，因為產量擴大后，海盜集團控制不住了，不可避免的卷入了日本內部斗爭。
日本現在正處于大化改新后的王朝時代向封建時代轉型階段，地方土豪、武士集團，都正在形成，天皇也掌握著實權，跟藤原氏貴族官僚斗爭的很厲害。
之前朱聰通過跟當地土豪合作，每年給土豪千把兩銀子，換取土豪的支持；之后利益越來越大，更大的權貴出來干涉，朱聰又試圖將銀礦所在的莊園，投寄在高級權貴名下，這樣可以免稅，而且不會有人干涉。但天皇插手了，天皇試圖收回藤原氏權貴在各地的莊園，這些莊園大多數都是投寄，因此牽扯到地方土豪。天皇的做法是，將平氏、原氏這樣的武家派到地方上當國司，讓武士跟土豪斗。
朱聰發現靠投寄這種方式，已經很難安心在日本采礦，他也不是一個玩政治的高手，于是就開始蠻干了。花錢雇傭兵，大量綱隊被他請到日本，這些在金遼宋爭霸戰爭中鍛煉出來的綱隊，日本人怎么可能是對手，可是日本人會騷擾，他們是地頭蛇，攪的朱聰采礦都采不安寧，好幾年產量都無法擴大，而且還付出了太多傭金，讓他都有些心灰意冷了。
李慢侯不能放棄日本的白銀輸入，所以他給了朱聰很大的支援，對朱聰說，他要什么樣的支持都可以，包括跟日本朝廷交涉。
交涉的結果就在冬天時候才出來，這也是為什么李慢侯竟然沒去草原，要知道他是非常想見一見草原上的大汗的。
而朱聰交涉的結果，是他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