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中國古代的行會組織，戰斗力不如西方同行，原因是宗教信仰不同。
這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西方都是一神教，信仰上帝或者其他神靈。中國行會各行各業信仰是不同的，養蠶的，拜的是嫘祖，販綢的拜的是張騫，唱戲的，拜的是唐明皇，青樓的，拜的是管仲，釀酒的，拜杜康，做木工，拜魯班。
這些不同的行業神信仰，讓各行各業很難團結在一起，形成城市公社。
但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還是沒有壓力就凝聚不起來。要說共同信仰，那還是有的。所有人都拜孔子，但凡家里有讀書人的，誰不去孔廟燒香，誰不去拜文昌帝君。另外佛教信仰也很普及，佛寺的香火旺盛，大和尚們肥頭大耳，富態的不行，他們廣有田產，還房貸收息，每一座佛寺都是當地一股強大的金融力量。
這些宗教組織本身的凝聚力也不強，不可能指望大地主孔家帶頭跟皇帝對抗，不能指望那些天師從山上下來造反，更不能指望一個個在寺廟里殺豬的僧人，能鼓動多少信徒。
其實主要還是世俗化太厲害，和尚廟、尼姑庵藏污納垢，孔府豪門巧取豪奪，宗教性組織自身就沒什么紀律性和戰斗力。老百姓信仰復雜，今天拜了佛爺，沒顯靈，回頭罵罵咧咧的就去投了道門。
可是統一的宗教真的就是凝聚力的源泉嗎？
這恐怕不見得，西域的宗教倒是很統一，耶律大石還不是稱霸這里。
相比城市的松散分裂，鄉村宗族的戰斗力就很強。每一次農民起義，如果能吸引到這些豪族參加，規模會呈幾何倍擴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會更高。鄉村宗族的戰斗力強，是因為他們都拜同一個祖宗嗎？
其實所有的信仰都只是一個旗幟，團結起來的理由而已。真正讓人拼命的，永遠都是生存的壓力。
西方城市公社戰斗力強，是因為市民階層完全跟社會其他階層脫節，大量城市市民的來源，不是商人就是逃入城市的農奴。城市為什么跟貴族戰斗，是因為貴族限制了城市的生存。城市在貴族的領地上興建，從集市到城鎮再到城市，他們跟貴族之間，是隸屬關系。有的城市歸屬好幾個貴族統治，因為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也是各種貴族領地的交匯之處，一個三岔河口可以形成一個城市，而三岔河口可能是三個貴族領地交匯之處。
傳統封建法律規定，領地內的民眾有為貴族服勞役的義務，因此有的城市居民，需要為好幾個貴族服勞役，如果真的去做了，城市就無法正常運作。說起來城市跟貴族的斗爭，實際上還是不同利益之間的博弈。有的城市選擇了武力抗爭，抱團取暖。有的城市選擇了花錢買平安。
在中國同樣如此，不過中國城市的解放，不是城市斗爭的結果，還沒來得及斗爭，王安石變法就把勞役制度給改了。變法以前，中國也有勞役制，王安石允許百姓花錢雇人代役，這其實就解放了城市階層。
歐洲城市跟貴族的對抗，還體現在貢金方面，貴族當然是希望貢金越多越好，城市則希望貢金越少越好。這時代的貴族，一個個多是武夫，沒什么文化，文藝復興之前，歐洲貴族擁有濃烈的輕視文化的風氣，大字不識的大有人在，所以他們才長期被宗教階層壓制。文藝復興之后，貴族開始崇尚文化，所以貴族也加入了對抗宗教的行列。
在中國自然也存在著商人對于稅賦的不滿情緒，可中國的政權太強，商人們要對抗的是一個中央皇權，這幾乎不可能成功。賦稅太重，寧可不經商了，也不可能反抗。方臘算是帶著商人性質的起義者，借助了宋徽宗巧取豪奪，把江南壓榨的民不聊生的大背景，方臘起義還是輕易被鎮壓了。
宋朝工商業發達，都沒能醞釀起城市對封建王朝的反抗力量，到了明清時期，就更不可能了。因為商人連反抗稅收的動機都沒有了，因為明清時期的商稅太輕，主要負擔是壓在農民頭上的。
歐洲此時的城市運動方興未艾，而且因為水力設備的傳播，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
中國水力機器，其實原理并不復雜。有些機器在中西方早就出現了千年之久，比如古羅馬時代和中國的漢朝，都有明文記錄的水力沖錘，而且都是用來錘谷物，用來給谷物脫殼。這種沖錘，在原理上，跟水力鍛錘沒什么區別。隨著礦業的發展，這些沖錘自然而然的被用來捶打礦石，接著用來鍛鐵。
歐洲人也是如此，而且他們對于鍛錘的需求更加強烈。因為他們的冶煉技術相對落后，主要是塊煉法，將酷愛鐵在高溫下還原為熟鐵，含有大量的雜質，必須通過千錘百煉來去除雜質。中國冶鐵技術不斷進步，而且很早就開始使用高爐，又發明了炒煉、灌鋼等技術，高爐煉鐵雜質更少，炒煉、灌鋼又進一步減少了雜質，如果用來做農具，實際上基本上不需要進行密集的鍛打，只有加工武器，生產兵刃和鎧甲，才需要進行冷鍛。
冷鍛技術，中原人是從西夏學來的，西夏人到底是從哪里學來的，西夏沒有記載，但極有可能是從西域傳來的，西域城邦城市也不太可能誕生這種技術，又可能是從更西方傳來的，可歐洲人很晚才學會，因此這種技術的源頭，很可能來自兩河流域。
歐洲人學會冷鍛技術后，他們的板甲就開始出現了，在之前歐洲傳統的鎧甲是鎖子甲，結果被來自中原的扎甲技術碾壓，波斯人從西域學到了中原扎甲技術，東羅馬又從波斯學到了扎甲技術，聞名于世的東羅馬重騎兵，同樣是扎甲騎兵。
隨著歐洲紛爭不斷，鎧甲制造技術和生產規模不斷增加，帶動了他們的采礦、冶煉等產業。同時也開始普及水力鍛錘，未必是來自中國的技術，也可能是他們原始技術的改進。真正來自中國的技術，則是水力紡蹟機器。一臺水力大紡車，頂的上幾十個人的效率，不知道通過什么渠道傳入歐洲，然后迅速普及開來。
歐洲文明，并沒有誕生自己的紡織技術，主要紡織品是毛紡織和麻紡織，但都不是原生技術，麻紡織是跟埃及人學的，毛紡織可能是跟羅馬人學的，羅馬人則是跟西亞人學的。毛紡織技術，不是誕生在波斯，就是誕生在中亞草原。歐洲人學會的比中國更晚，中國在秦漢時期就學到了成熟的紡織技術，歐洲人要到三國時期才開始普及。
但毛紡織一直都不是歐洲紡織的主流，用大量草場養育的綿羊，剪毛紡織出的優質毛料不是普通人消費得起的，就好像東羅馬精通紡織紫色絲綢的工人穿不起絲綢一樣。歐洲普通人主要以麻布為衣著原料，所以棉花這種沒有階級性的紡織品進入歐洲，遭到的反對聲音比絲綢要大的多。就是因為棉紡織品沖擊了傳統的毛紡織和麻紡織，利益集團才會反對。
絲綢傳入西方，一直是專為大貴族準備的，在中國普通中產穿得起，到了中亞富人才穿的起，到了西亞得貴族才穿得起，到了歐洲那就是凱撒這樣的君主的專屬。基本上不影響以富人為市場的毛織和以窮人為市場的麻織。
如今歐洲人引入了中國式的大紡車技術，這項工業迅速蓬勃發展起來。因為歐洲的窮人需要，還能出口到非洲。非洲人還處在實用階段，華貴的絲綢他們需要，暗淡的亞麻他們也需要，都是輕薄透氣，除了追求舒適感的富人，北非龐大的中產和下層，立刻被歐洲麻織品占據了市場。通過麻織品從這里換取黃金，然后去美洲換取中國絲綢運回歐洲。
主要獲益的是城市商業群體，但手工業也了利益。
技術大爆炸借助大航道開辟的東風，讓歐洲麻紡織手工業蓬勃發展。手工業雖然不是傳統市民，工業革命之前，手工業主要在鄉村。水力機械不但沒改變這種布局，反而強化了一些山區和半山區產地的優勢。他們雖然不是城市階層，可跟城市階層的訴求一致，那就是需要自由勞工。
麻紡織的生產，還帶動鄉村形成集市，集市形成小鎮的進程。因此很多手工業城鎮，也加入了城市公社運動的大潮。尤其以熱衷于斗爭的法國最為蓬勃，遭受打擊的貴族不斷向城市讓步。或者花錢，或者對抗，大大小小數百座城市建立了公社，開始自治。
但國王卻非常強勢，在國王領地，稱作法蘭西島的狹小區域內，巴黎等城市規模很大，但國王勢力更大，因此巴黎等城市反而只能取得半自治的地位，市民選舉的市長跟國王的代表共同治理城市。
李慢侯卻不大看好法國的城市聯盟，本來就先天不足，還掣肘太多。他始終認為，最有希望的歐洲城市文明，其實就是威尼斯、熱那亞這樣的城邦國家。